娄烦云顶山风光 米国伟 摄

娄烦尹家窑出土的夏商时期三足蛋形陶瓮（资料图片）

娄烦古城遗址（资料图片）

王继祖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文化形态的伴生物。

　　地名，一经形成、使用，便成为一定条件下一定文化形态的载体。

　　可见，地名文化在一个地名生成的同时，便如影随形与之同生。毫无疑义，任何一个地名，无论它是自然地名、区域地名、行政地名、历史地名，抑或是其他地名，只要其一经产生，便产生了其自身的文化，概莫能外。有些地名，其文化的起点便是终点，比如晋阳、阳曲；而也有些地名，则与历史同行，在行进中嬗变，在跌宕中丰富，犹如蚕蝶脱蛹，比如娄烦、古交。这便是地名及其文化产生的轨迹与逻辑。

　　娄烦之名的产生与沿革

　　娄烦之名初生于何时？比较客观和确切地说已成千古之谜，详情难晓。从历史文献载述依稀可窥，似乎最晚在“三代”的夏、商交替之际，已经问世。《逸周书》云：“商汤命伊令：正北空洞、大夏、莎车、姑他……楼烦、月氏，请令以白玉、野马、良驹为献。”同时还载有“娄烦以星柂”为贡。可见，在夏桀初亡、商汤始兴之际，娄烦作为一个古族群，已生息、繁衍于夏商之北陲，并以其部族生息之地特产“星柂”而驰名，成为商汤索取之贡品。不过，此段史载中娄烦是以“楼烦”之形端倪初现。

　　“楼烦”和“娄烦”，有无必然关系？是什么关系？《广韵·侯韵》载：“楼，亦作娄。”《文选·陆机》所载：“楼作娄。”《说文·木部》云：“娄者，今之楼字。”可知，古汉字之楼、娄两字，音同、义同、用同。而且，娄字产生于楼字之前，是楼的初文。娄烦、楼烦，可互用，亦可互通。

　　至于娄烦以“星柂”献贡于商汤，则古时弱小部族常以自己特有物种作为贡品，献之于强者或大国，以求庇护，表示从属。须说明的是，当时之娄烦，乃古族群之名，而非地名。说及古族群，往往被误与民族为同一概念，混淆于一。其实，族群与民族完全不是一回事。古族群是新石器时代及后一段时期，人类氏族、部族分野的称谓，“它往往不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当作认同的文化基因”（许倬云《说中国》）。从时间上讲，当时华夏大地尚没有产生民族的分野，还没有出现比较成熟的民族群体，更谈不上民族概念。当然，也就不存在民族的认同了。

　　娄烦从古族群名，演变为民族名，见之于《史记·匈奴列传》，是传载：“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而晋北有林胡、娄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此载提示在春秋“五霸争雄”的年代，娄烦已走出古族群阶段，与匈奴、林胡、东胡一样，发展为北陲草原、大漠间的游牧民族。此时的娄烦之名，已由古族群名，沿革演变为古民族名。

　　史载，是时之娄烦民族，广布于今西北之晋陕北部、内蒙古西部，大阴山南麓、黄河河套之东的广泛区域。娄烦之名又以民族名向区域地名嬗变，成为民族名与区域地名混用的称谓。《史记·匈奴列传》有“索隐”曰“故娄烦胡地也”，乃为其证。或许是因为春秋时代，大国争霸，中原战火此起彼伏，经年不息，无暇顾及北陲，乃至于娄烦民族趁势坐大，势力南扩，核心力量沿黄河、汾河而南下，顺着吕梁山脉之管涔山、云中山的高原山地草甸，进入所谓“表里山河”的晋国北陲。管涔山、云中山两翼之黄河中游、汾河上游、滹沱河上游，甚至于古太原北部、西部的高原山地，均为娄烦势力范围，以至出现了“娄烦古国”。

　　有说，当时雄悍一时之娄烦族“灭鬼方、逼代郡、近匈奴”。于是乎“娄烦古国”伊始成形，娄烦之名又从民族名，民族、地域互用名，向古国之名蹒跚走来。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娄烦古城遗址”，正是其嬗变为古国名的实证。此时之娄烦，已经不再是古部族名、古民族名、古民族与区域混用名，俨然以地名中的国名亮相史册，出现在汾河的上游，耀然于世，书写下娄烦之名沿革史上雄浑之笔！

　　逮于战国，娄烦古国进入其最辉煌的年代，声名大振。诚如《史记·赵世家》所言：“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娄烦、秦韩之边。”娄烦国名竟与战国七雄的秦、燕、韩，以及有所谓战国“八雄”的中山鲜虞之国，并驾齐驱，同日而语。国力北迄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一线，南达今太原古交汾水盘桓的上、下雁门。一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势力向西向北拓展，娄烦古国才在赵武灵王改革强军的强力挤压下，融入赵国，成为赵国抗拒强秦、联合六国的重要武装力量，以“娄烦将”留名于史。

　　战国中叶，兼并娄烦国的赵武灵王，在原娄烦国的故土与环周区域，设置了雁门郡。以研究春秋战国史而饮誉的史学名宿杨宽先生，在其名著《战国史》中说，赵国据有娄烦国故地后，武灵王因其域内最著名的山是雁门山，且军事地理位置性命攸关，遂“因雁门山而置雁门郡”。《史记·匈奴列传》也说，武灵王在雁门郡下，设置了若干个县，其中就有“娄烦”。《汉书·地理志》还载：“雁门郡，秦置，属并州，县十四。”名列第六者为娄烦县，并在娄烦县东北方向新设阴馆县，阴馆县的治所就设置在古称“娄烦乡”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所述“雁门郡，秦置”，述之太简， 有失真之嫌。因为，雁门郡的首置者是赵而非秦。上述史料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所谓“秦置”其实是“秦袭赵置”。娄烦县也是战国时赵国所置，秦袭或秦沿置。还需补述一笔的是，我国的郡、县设置，虽发轫于春秋，风行则在战国。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仅仅是设置，是诸侯国对新占有土地所设的管理单位，是当时诸侯国间约定俗成的产物，是对西周分封采邑的否定，并没有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这就是“建置”与“建制”的一字之别。雁门郡、娄烦县虽由战国时赵国建置，但与秦统一后袭置的雁门郡、娄烦县，不属同一性质。赵置之郡、县，并不是国家政治制度之产物，仅是对新占有土地的一种管理方式，而秦袭置的郡、县，则是在国家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名称虽有沿革关系，本质却是奴隶社会宗族国家与封建社会专制集权国家管理体制的差别，有着政治制度上的本质差异。

　　降及隋初，隋炀帝沿用秦汉以来的郡县之制，为加强对国之北陲的管控，析雁门郡西部原娄烦古国之地，新置了娄烦郡。《隋书·地理志》云：“娄烦郡，（隋）大业四年（608）置。统县三，静乐、临泉、秀容。”史称“隋于静乐界置娄烦郡，因汉娄烦县为名”。这是娄烦置郡之始，也是娄烦得郡级行政地名之始。为什么要以“娄烦”为郡名呢？史笔之简略“因汉娄烦县名”，一言以蔽之。依秦汉以来惯例，隋建娄烦郡之郡治，应设在所辖诸县之首的静乐县。但一句史载“隋于静乐县界置娄烦郡”，明确指出娄烦郡之治所不在“静乐县”，而在“静乐界”。“县”“界”之别，非常明白地阐明，隋大业四年（608）新置之娄烦郡的治所，并没有依例设在静乐县城，而是设在了县城之外的县界之内，就在南距静乐县70里的娄烦镇。何以为证呢？史载虽不详，却有遗碑镌文为证。

　　勒石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古碑，原立于娄烦镇熙贞观院内三教寺前。1958年建汾河水库，三教寺所在的娄烦镇淹没于库区，三教寺及古碑由淹没区迁建至今娄烦县城中北部。1998年，二次搬迁至娄烦镇娄烦村涧河南岸的南山梁上，古碑仍立于迁建之三教寺正殿前。碑文《重修熙贞观碑记》有载：“娄烦，在春秋晋隶地也，战国逮赵，汉为汾阳县，后为九源（原）县。北魏隶永安（郡）……隋大业中置娄烦郡，郡治左设三教寺。唐复为县治……元废县设巡检司。”

　　碑碣所镌，如史之凿。三教寺既在娄烦镇，并在“郡治左”。毋庸置疑，隋娄烦郡治，不在静乐县治，而在“静乐县界”距静乐县城南70里的娄烦镇。唐废娄烦郡，原郡治娄烦镇，于唐龙纪元年（889）由静乐县划出，升置娄烦县，属宪州。宪州治、娄烦县治均设娄烦镇。宋咸平五年（1002），宪州治移静乐县城，娄烦县划属岚州，县治仍在娄烦镇。金沿袭宋置。元代废娄烦县，降设巡检司，驻娄烦镇，直属管州。明清两代，沿元置均在娄烦镇设巡检司，隶属静乐县。

　　1971年5月，国务院批准静乐县南娄烦等10个乡镇，复置娄烦县，县治设娄烦镇，划属吕梁行署。一年后的1972年4月，娄烦县又析出吕梁行署，划归省会太原市。从元初娄烦县被裁撤，至上世纪70年代初复置娄烦县，历史的足迹走过750个春秋。追述娄烦之名的沿革史，从夏末商初之古族群名，到今日之复为县级行政地名，越数千年历史，传承之悠久，沿革之纷繁，变化之巨大，文化含量之丰厚，举市、举省、举国，又有几个乡镇县市能与之比肩？称其为地名“活化石”，地名文化之“活化石”，不虚此誉。

　　“娄烦”与“楼烦”

　　娄烦之名见诸史册，最早是以繁体字“樓煩”面世的。怎么就变为后来的“娄烦”的样子呢？首先，“樓煩”变为“楼烦”，是我国文字改革由繁体字改简化字的产物。至于“楼烦”变“娄烦”，则现存多种说法，有说“楼烦”改为“娄烦”是“文革”的产物；有说“楼烦”改“娄烦”，始见于明万历《太原府志·卷六》“静乐县娄烦巡检司”；还有说清同治本《静乐县志·杂记》记载最详；更有甚者说：“楼烦之名，去木为娄，因为胡人扼要之区，遂袭其名而不改欤。”（清顺治《静乐县志·杂记》）

　　其实，上述各说，或无中生有，或主观臆测，或捕风捉影，或一鳞半爪……均为妄谈妄断之言。所谓“楼烦”改“娄烦”是“文革”产物说，纯属无中生有之妄言；所谓明万历《太原府志》径改“娄烦”说，只言片语，无端无由，有失唐突；而清顺治本《静乐县志》所述“楼”“娄”之易，虽隐含“娄烦”之名早于“楼烦”的意思，但以“因胡人扼要之区”为因，则是文人妄断，臆测过甚。究其“楼”改“娄”的真正原因，本是汉文字“初文”即“初造字”与“后起字”的正常沿革、演变，根本不存在什么“胡汉”民族的意识之别。或许，“娄”“楼”之易，乃因娄烦古族群曾献其域内特产“星柂”于商汤，属当时部族之大事，“柂”是一种质高树木，为铭记于史，遂给“娄”字加了个“木”字旁，引出了“娄”“楼”之变异。古籍有娄、楼同音同意同用之典载，便是一个掷地有声的佐证。

　　依汉字发展演变史而言，文字学家将汉字之初生，概括为“字之初，本为画”（李梵《汉字的故事》）。汉字中的繁体字“樓”，乃后起之字，其初文本为“婁”，今通用之“楼”“娄”，都是简化字。追根溯源，最早之初文“婁”，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樓、僂、塿、女婁……都是以“婁”为初文，附加偏旁产生新意的后起字。隔过其与本文无关的诸娄之后起字，专析“娄”“楼”于下文。

　　在古汉语中，娄、楼同声、同韵、同义、同用，几乎为一字。前文已引《广韵》《文选》《说文》诸典籍所载所述，此处不赘。为达考研疑难，需广征博引之通例，再引其他经典所云。《故训汇纂》载：“娄作楼。《经籍籑诂》：《左氏·僖三十三年》取訾娄，《谷梁》作訾楼。”又载：“楼作娄，《文选·陆机（辨亡论）》：娄玄，贺邵之属，掌机事。五臣本注：娄作楼。”综上所引，有多种经典之作、历史文献，对“娄”“楼”之释，从多个方面互证、互引，充分证明在古汉语、古汉字中，娄、楼虽有“初文”与“后起字”之别，但其相互可同用，本为同音同义，乃为之常识，在当时并不存歧义。只是随着时间、年代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作为初文的“娄”，渐用渐淡，走出人们的视野，而作为后起字的“楼”，则渐用渐显，逐步深入人心。乃至于在一个历史时期，“楼烦”尽人皆知，“娄烦”却被淡化遗忘。逮至明中叶后，尤其是清以来，“楼烦”之名的使用，出现返古现象，“娄烦”又被挖掘了出来，重新使用，日渐热络。而“楼烦”却渐行渐远，使用鲜少，终至束之高阁。这固然与后来简化字通行不无关系，但早在明清之际，并未出现简化字改革，怎么就让早已缺乏生命力的“娄烦”，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取“楼烦”而代之？

　　联系“娄烦”复出的历史背景，便可大体悉知，“楼烦”之所以在使用数千年后被“娄烦”所取代，与明清两朝汉学复兴，盛行数百年关联密切。先是宋亡后，女真、蒙古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元政权，先后入主中原。近300年间，传承既久的汉文化，多经磨难，辉煌难继。客观地讲，在金、元两朝的300年间，落后的文化取代了先进的文化，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逮明逐元，汉文化复兴，为继绝举逸，有明一代，方志学兴起，谱牒学复振，饱受摧残的汉文化，如久旱获霖，如雨后春笋、蓬勃振兴。在这种大趋势下，“娄烦”复出，“楼烦”退隐，乃是顺势之功效。个中或许也有“楼烦”是戎、是胡之影响，而“娄烦”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戎”“胡”的色彩。

　　清以降，文字狱盛行，尤其是在所谓“康乾盛世”中，屡兴冤狱，对汉文化形成长期之“肃杀”。文人学者为避迫害，深钻故纸，专研汉学，索古训诂，盛行于世。治学必选汉前之籍，成为一种时尚；多种古称古谓，复而盛行，成为一时风潮。“娄烦”古称，在明之中叶，已钩沉出世，遇清，汉学复盛之风迅速取代“楼烦”后起之名，正当时宜，顺理成章。

　　从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内忧不止，外患不息，民生尚难，谁又有旁骛在“娄烦”取代“楼烦”的名称变换上劳神费心？总之，“娄烦”之名，自明清复用，已成大势所趋，“楼烦”退隐，更难有复搏之力。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复振文化，扫除文盲，成为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件举国大事，文字改革，推行简化字，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繁体“婁煩”简化为“娄烦”，更繁的“樓煩”自然被同音同义同用之“娄烦”，顺势代之。待1971年娄烦复建为县级人民政府，“娄烦”的知名度水涨船高，日渐升腾。改革开放的大潮，又使娄烦摘掉贫困县的帽子，焕发出亘古未有的奋进之势。在这种情势下，当年的“楼烦”只能被送进历史的博物馆，成为一种过往的记忆。

　　释“娄烦”

　　地名文化是区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地名文化最生动的体现，在其地名语词的释义、嬗变与传承。娄烦之名传承数千载，虽经反复替用，直由部族名、民族名、区域地名，最终嬗变为行政地名。但万变不离其宗，从未被颠覆，展现出它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使它历史绵亘，文化富含，沿演纷呈，底蕴深厚。惟令人遗憾的是，“娄烦”这个词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其概念是什么？古往今来，文献失载，史料无记，口传鲜见，几成千古之谜，至今乏释，使人一头雾水。

　　在太原市县级同类的历史地名中，晋阳名声最大，地理方位准确，表词述意简明，因地处“晋水之阳”故名。虽在宋初之后建置被除，名称被废，早已徒有其名，但至今仍被传颂。阳曲，虽多经迁徙，故址多个，但其名之初义，史籍有载，传承有序，“河千里一曲当其阳者”，故名阳曲，可谓初心不忘。至于古交，“古交城县治置地”，乃其得名之由，真是言简意赅，条清缕晰。

　　娄烦呢？在太原市属的4个县市名中，使用历史最为悠久，源出于古部族、古族群名。然而，娄烦之语词是个什么意思？古族群为什么要叫娄烦？说其由“娄烦古国”得名，古国为什么要叫娄烦？说其得名于古部族，古部族之名为什么要用娄烦？实在是经不得追究，经不得推敲！给人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其名不知其所以名的彷徨。这种状况经年累月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概念与比较确切的定义。看来要弄清楚娄烦之名的来龙去脉，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弄清楚“娄烦”这个语词的本义，舍此别无它途。

　　先从“娄”释起。

　　我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下称《说文》）曰：“婁，空也。从毋、中、女，空之意也。”并细释：“婁，物体中空。”古人曾对《说文·娄》产生歧义，今人亦觉许慎之“娄释”，甚显玄虚。《古文字谱系疏证·侯部》（下称《疏证》）经深入研究，多方探讨，明确否定了《说文》许慎的“娄”之释，在其一册936页“婁”部纠误说：

　　婁，从女，   声。《说文》“婁，空也。从毋、中、女，空之意也。”……所谓毋由臼误，中由角误，“空之意”亦费解，许慎分析字形一无是处。实则   ，从臼，从角，角亦　　声。   疑是   之省文，参   字，婁从女。

　　为释“娄”之初义，《疏证》用心良苦，广集甲骨文、金文等多种“娄”字。诸如“伯婁簋‘白婁’”之　　；“婁君盂‘婁君’”之　　；“玺汇三五二二‘婁　　’”之　　；“包山五‘婁下犬’”之   ；“二十八宿漆书‘婁’”之　　；“九七八‘婁祠及百事吉’”之　　。从甲骨文、金文古字意的维度讲，《说文》之“娄”释，皆不足取。“娄”字之初义，诚如《疏证》所集，是由多个象形字组合成的会意字，个中与动物之角，与性别之女，与古祭祀之祠，与古族群名（图腾）之源流，精心组合，而成一个会意字“婁”。而“娄”的初义，以上述多个古文字为引，按图索骥，便可从汗牛充栋的古文献中，避繁就简，另辟蹊径，找到答案。

　　首先，娄，是中国天文学中，天体中的一个星宿之名。《广韵·侯韵》云：“娄，星名。”《集韵·侯韵》云：“娄，宿名。”所谓星、宿，是一个意思，实指天空中的一个星座。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创造了天体“二十八宿说”，简称“二十八宿”。并按此二十八宿在天体中的方位，以七宿为一组，分别名之为“东方苍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北方玄武七宿”。所谓的“娄宿”，属西方白虎七宿之一，位在白虎七宿北数第二位，与最北之奎宿为邻。

　　依天体与地理相对应的分野学术而言，白虎七宿之娄宿，与地上中原地区之西之北交会的地方相对应，称之为娄宿之地理分野。按今天的地理方位，娄宿之分野在今内蒙古西部、阴山山脉南麓、晋陕两省之北、黄河河套前套的广袤地域。而这一地带正是远古林胡、娄烦等古部族繁衍生息之地。可见，古代娄部族之得名，源之于娄宿。俗谚“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座城”，当时娄宿之分野，虽没有出现城邦，但却是娄部族古族群聚居生存之所。这点前文引“古二十八宿漆书娄”之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其二，娄，是史传中的兽名。《韩诗外传·卷五》载：“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而更视，不相得不能饱。”这个北方大约离不开大青山之南、晋陕两省之北的草原山野，正是古娄部族的生存依凭之地。北方之兽，名曰娄，是兽而不是畜，兽与畜的分界在于野生与家饲。娄既为兽，是个什么样子呢？所载“更食而更视，不相得不能饱”形象地告诉世人，此兽有一特性，在进食时不停地吃，不停地左顾右盼，神情不定仿佛永远吃不饱似的。这不正是牛、羊、鹿等有角偶蹄类反刍动物进食时，为防食肉动物侵害的基本特征吗！从娄字的组成结构看，会意字“婁”之初文“　　”，正由臼、角、女组成。上部臼、角“会两手系牛角之意”（《古文字谱系疏证》），下部女会女为领事（寓母系氏族）之意。这并非笔者主观臆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曰：“夫牛马维娄。”同文之注疏曰：“系马曰维，系牛曰娄。”（《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或许言者无意，听者却有心，“系牛曰娄”四字，客观上讲清了娄乃指牛。而且，这个待驯服的“娄”，与古部族、古星宿分野，同处一片天地，用古分野之名，可称“娄宿之野”“娄星之野”；用古部族名，可称“娄之地”“娄烦之地”；用“北方有兽”之名，则可称其为“娄兽生存之地、之野”。综之，“娄”字被多种文化共用，并能熔于一炉，绝非偶然，自有其上述之多因。

　　再释“烦”。

　　“烦”之本义，指烦躁，因上火头痛而引起；再引申为疲劳、疲惫；还引申出繁多、烦琐。但这些意思，均与“娄”字义不搭调、对不上茬。组成“娄烦”一词，词义悬殊，无法通释。这或许也是数千年来，不曾有人诠释“娄烦”之义的一个缘由吧。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重点项目《故训汇纂》（下称《汇纂》），是一部扬古籍之长，纠绳其失，补所未备的文字训诂经典。索其火部，查“烦”涉及诸意，方知“烦”除有上述之本义与引申义外，还可通假为“蕃”。《汇纂·火部》“烦”训诂载：“烦，叚（假）借又为蕃。”《说文·艸部》也载：“蕃，草茂也。”“烦”既可通假为“蕃”，与“娄”字组合为“娄蕃”，则与“娄烦”意同，于是，“娄烦”之词意便可释为：水草繁茂之草原，抑或直释为娄部族生息于水草茂盛之草原。

　　机缘巧合，闲暇偶读中国货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先生所著《先秦货币研究》，书中载有国内存量鲜少、战国中期赵国所铸之布币——平首耸肩尖足布，布面铸有金文“娄番”两字。黄先生判定币文“娄番”，当为文献中所载之“楼烦”。如此判定与上文我们从文献中所推究出的“烦”“蕃”通假，有异曲同工之妙。实物证与文献证，珠联璧合，“娄烦”之释意，确为古娄部族生息繁衍之祖地，为水草茂繁之地，故名娄烦。

　　考究历史文化之迷惑，文物是至为重要的依据，其次是文献典籍所载。“娄番”布币的出现，以实物揭示，娄烦作为历史地名，最晚在战国中叶赵武灵王执政的时代已经出现。而且，娄烦最早的写法，既不是“楼烦”，也不是“娄烦”，恰恰是其初文“娄蕃”“娄番”，后来才通假为“娄烦”。对此，《汇纂·艸部》云：“蕃本又作番。”“九州之外谓之番国。”《田部》云：“番本又作蕃。”由此又可知，今仍使用的“娄烦”之名，在其语词层面的沿革上，最早当写作“娄蕃”“娄番”，后来嬗变为“娄烦”“楼烦”。在“娄烦”与“楼烦”中，“娄烦”使用在先，“楼烦”使用在后，因为“娄”是“楼”之初文。但是“楼烦”之名使用时间，长于“娄烦”，一直到明代中叶之后才复古为“娄烦”，使用至今天。这可以看作是地名使用中的“返古”现象。由是观之，娄烦之名走过了一个从娄蕃到娄番、到娄烦、到楼烦，最后又返朴归真为娄烦的沿衍过程。

　　“娄烦”之义释译至此，终于可以说，属于白虎七宿之娄宿的分野，在中国北部黄河河套之前套北至阴山山脉之大青山南麓，南至鄂尔多斯草原与晋陕两省北部，这里曾聚居着古老的娄部族。这个古老的部族，以古名为娄的牛作为自己族群的图腾。他们生衍的这块水草繁茂的土地与部族的图腾，组合成古老的部族名称娄蕃，在千百年的跌宕衍演中，终于定格为娄烦，并一直传承至今。娄烦之名的初萌、沿革、定格，又一次证明“在中国自然地理特征，是地名形成的最原始依据”，这一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