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派批评”，或者近年似成定论的“闽派批评”亦或“粤派批评”等，多是指称一个以地域为标志的在文坛有着较大影响力的批评群体，至于这一批评群体其共同性如何，倒在其次，诸如“闽派批评”，其成员之间的文艺主张就大异其趣。相类似的批评群体，新时期以来，譬如说，华东师大培养出来的以王晓明、李劼、南帆等人为代表的批评群体，以周明全主编的“80年代批评家书系”为代表的上世纪80年代生人批评家群体等。但相对说来，我可能更愿提及那种有共同的文艺性主张的批评群体，如现代文学史上提倡“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及“新月”批评、“狂飙”批评等。甚至比较宽泛的新时期以来的“一个事例出三个观点”的“海派批评”，“三个事例出一个观点”的“京派批评”等。
“晋派批评”，无论从上述哪种批评群体形态而言，诚如山西青年批评者白杰所言：都还构不成一个“事实性的描述与总结”的批评群体，而是一个“目标性的建构与想象”的批评群体。就后一种批评群体的建设而言，特别是建设一个有共同性文艺主张的批评群体，特别是对其中的山西青年批评者，我想贡献几点意见如下：
第一， 提倡建立在弘扬文史哲不分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大文学的以“史”言“文”基础上的文艺批评观。其要点有二：一是大文学，一是以“史”言“文”。先说大文学。所谓大文学，首先是在大文学的视野下观照文学现状，这就要求作文艺批评的人，要阅读、学习、关心、汲取中国思想界、哲学界、史学界等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现状的研究成果，在一个比较宏阔的视野下观照当下文学创作的得失。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兴盛，与其时文学批评充分汲取当时思想界的成果，甚至充当思想界的文学代言人是分不开的。至于大文学的批评表述，对各种大文学文体的批评等，限于篇幅，暂且存而不论。接着谈谈以“史”言“文”。今日中国，无论从哪个层面、角度、途径审视，都是一个处于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中的大时代的中国，原有的既定的价值资源，均不能对此予以完全地阐释，回到事物本身，直观事物本质，成为今日时代的时代特征。你只要看看时代性的“不忘初心”，思想界的“回到原点”，学术界的从重方法重观念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重史料的学术研究的转型，教育界的强调阅读原文等，或许可以从中约略一窥一二。盛行至今的恢复记忆保存记忆等口号的提出，也直接与此相关。以“史”言“文”其实是山西的一个久远的强势的传统，那就是晋人的“务实”品格。就以文学来说，远的不说，“山药蛋派”作家的文学创作，就几近可以作为“史”来读，从他们的作品中，套用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话来说，你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的经济形态、物质生活、人的精神状况的细节，甚至比统计学家、经济学家还要真实。近年来，山西以周宗奇、陈为人、毕星星等人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成为中国文学书写领域中的一支劲旅，其成功也在于此。山西的青年批评者在打造“晋派批评”时，我觉得，应该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且成为晋人文化特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成为“晋派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派别的一个鲜明特色。
第二， 延续或者扩充刚才的观点，我觉得，山西青年批评者作文艺批评时，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个是从平面的批评走向有史实支持的纵深批评。举个例子，鲁顺民等人近来刊发的扶贫三部曲，颇得文坛好评，但我们从中，分明可以看到上世纪50年代“山药蛋派”作家所写《写给关心晋西北的人们》等作品的创作风格，甚至分明可以看到赵树理小说的创作风格。譬如，在当前山西青年作家阿莲的小说《一个人的哈达图》中，我们也可以分明看到现代作家萧红《呼兰河传》的影子。作品之间之所以如此，自然可以研究，但在这研究中，却可以看到有史实支持的纵深。并不仅仅止于影响或传承，以中外名作或作家经验作为所评作品的佐证，我觉得，要比评论者一味地自我阐释自我言说更为有力。还有一点，在作文艺批评时，也可以以各种社会学理方法、人文学理方法、文学学理方法作为史实支持的另一种形态。我知道，高学历的文学专业的学术训练，其一大弊端就是套用时尚的批评理论肢解作家作品，所评作家作品成为时尚的批评理论的注解。但却不能以这一本末的倒置，否认了本末的正常与合理。在今天这样一个回到事物本身、直观事物本质的时代，仍然是从“史”重建“论”的一个途径。言“理”要有“据”，这“据”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事理”。曾经被误解为封闭保守的山西，其实及时汲取外界各种新的资源以改进自己实际的生存，一直是其显著特色，特别是在汲取各种新的资源时，其汲取程度、成分是以自身实际生存为标准，更是晋人特有的长处。山西青年批评者群体在打造“晋派批评”时，晋人的这一优势，不容忽视。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我一向推崇来自评论者审美经验的批评，推崇随笔体的批评，但对于青年批评者来说，我觉得，此点不宜过多提倡。绚烂之极再归入平淡的写作原理，在这里，似乎也是适用的。
第三， 努力营造一个积极的活跃的评论小生态。生态对于个体的成长作用不言而喻。营造这一生态，我的建言有四：其一，以省作协创作研究部、山西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山西财经大学、太原学院等为主，以轮值的方式，定期举办文艺批评的沙龙活动，轮值者负责话题的组织与实施，并将这些话题以固定专栏的形式，以《山西文学》《黄河》《创作研究》《都市》《名作欣赏》《映像》等杂志、《山西日报》《太原日报》的副刊或轮值学校的学报为发声平台。话题的设置及其各话题的内在的系统性关联性，其实也是打造批评群体的一种建设性实践性工作，也是一个具体的练兵活动。其二，在本土营造的同时，也注重与省外文坛及重要评论刊物的沟通，在省外发出“晋派批评”的声音。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沟通意识与方式，一是打造自己可以在省外言说的实力。记得省作协三年前曾经组织以青年评论者为主体的重大文学话题的写作活动，并试图在省外亮相，但最终因为写作者对话题理解的狭隘及写作成果未达预期目标而功亏一篑，但这样的组织方式与意识却是应该肯定并加以发扬的。其三，写作是一种实践性活动。我深知高校“青椒”的学术困境，所作文艺批评大多不作学术成绩统计在内，但以写作实践作为激活自己学术思维的方式，我觉得仍值得提倡。作为青年批评者，勤于写作，最初写作数量适当多一点，作为实践性积累，还是应该的。当然，所设话题，将学术本业与批评实践相结合，再好不过。其四，群体成员之间共生性关系的营造。这种共生性关系，既包括在密切的和谐关系中相互激发激活，也包括在相互的直言批评中，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更准确地审视自己。五四时期，胡适与李大钊就主义与问题相争，但不伤二人友好。梁实秋与冰心私交甚密，冰心甚至在众人面前直言，花应有色香味，人应有才情趣，我认识的男人中，有此三者者，惟实秋一人耳。但这并不妨碍梁实秋对冰心以童心为美创作追求的全盘否定。批评风气的独特，或许也可以成为山西青年批评者构建“晋派批评”并贡献于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特色吧。
（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