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每隔一段时间,美国就有新的人体试验丑闻曝光。这些试验突破道德底线,给医学史刻上永远的伤疤,就像时任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曾谴责的那样是“违背人性的犯罪”,也“揭示了美国医学道貌岸然下的唯利是图”。
“黑暗的印记”
上世纪70年代,当艾伦·霍恩布卢姆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监狱系统担任文化教员时,他立即注意到高墙后面一些不寻常甚至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在位于费城东北部的霍姆斯伯格监狱里,许多囚犯的背上“打着补丁”或裹着包扎纱布。霍恩布卢姆后来惊愕地发现,这些人是该监狱长期人体试验活动的“小白鼠”。
“这是费城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印记。”霍恩布卢姆日前在霍姆斯伯格监狱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霍姆斯伯格监狱是上述不道德人体试验的现场之一,霍恩布卢姆1971年到费城监狱系统工作。
历史记录显示,1951年至1974年,该监狱数百名囚犯成为人体试验对象,被故意暴露于药品、病毒、霉菌中,用于皮肤病、生物化学和制药研究,研究“赞助方”包括美国知名医药公司和军方。
1993年,霍恩布卢姆放弃了在费城警长办公室的工作,以研究和曝光这段“黑历史”。他将自己有关该监狱人体试验的第一本著作起名为《一亩亩皮肤:霍姆斯伯格监狱人体试验》。这本书1998年出版后轰动一时,一些曾经的人体试验受害者这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
后来,霍恩布卢姆遇到了非洲裔男子爱德华·安东尼——霍姆斯伯格监狱的“小白鼠”之一,将他的遭遇写成关于该监狱的第二本著作《被科学惩罚:一个黑人在美国入狱服刑的故事》并于2007年出版。霍恩布卢姆说,这些试验“基本上毁了安东尼的生活”,他像其他受害者一样,对美国的“医生以及医疗机构极度不信任”,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如何被利用甚至被虐待,如同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受害者那样。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对美国黑人来说是一段可怕的记忆。自1932年起,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征集600名黑人男子作为试验对象,包括399名梅毒感染者和201名作为对照组的健康人,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曾参与这项试验的护士尤妮斯·里弗斯说,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不过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药片,甚至在青霉素被广泛用于治疗梅毒后仍是如此。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患者不接受任何治疗,以保证研究的“连贯性”。
这项研究直到1972年被媒体曝光后才被迫终止,当事人被隐瞒真相长达40年,许多受害者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伸向世界的“黑手”
2010年10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时任危地马拉总统科洛姆,就60余年前一项秘密人体试验道歉。
原来,1946至1948年间,美国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进行人体试验,在受害者不知情或未经受害者允许的情况下故意让他们感染梅毒和淋病。试验对象随后接受青霉素治疗,以测试青霉素是否有治疗或预防效果。直到2009年,有医学史专家在梳理已故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留下的资料时,才发现这段危地马拉监狱内的惊人历史。
2011年,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发布报告承认,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在明知违反伦理标准的情况下,故意让危地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梅毒等性病。在试验过程中,共有83名试验对象死亡。
参与受害者对美方诉讼的危地马拉医疗调查员巴勃罗·维尔纳对新华社记者说,这一秘密人体试验不仅直接危害受害者自身的身心健康,也直接危及其后代。一些受害者的后代因脑损伤,会出现行为紊乱、精神分裂以及其他精神或心理疾病。
尼日利亚政府起诉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案也曾广受关注。1996年4月,尼日利亚北部卡诺州暴发麻疹、霍乱和脑膜炎疫情,造成3000多人死亡。辉瑞公司向这一地区派出“志愿医疗队”,在此过程中对约200名儿童进行了抗脑膜炎新药“特洛芬”的药物试验。此后,尼日利亚政府指控辉瑞公司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试验并造成11名儿童死亡,其余181名儿童留下耳聋、脑损伤、失明、瘫痪等后遗症。辉瑞否认所有指控,表示有关计划当时获得尼政府批准,并称造成这些后遗症的是脑膜炎而非“特洛芬”。2009年,双方达成和解,辉瑞同意支付7500万美元,其中3500万美元用于赔偿受害者。
到了21世纪,这种不道德人体试验依然在发生。
2022年以来,俄罗斯披露了美国在全球资助或控制数百个生物实验室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违背人性的犯罪”
美国开展的上述不道德人体试验违反了医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不伤害。国际上关于医学人体试验的《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等文件,都明确了相关原则。
美国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家阿瑟·卡普兰说,针对二战中纳粹在集中营进行人体试验的罪恶行径,战后制定的《纽伦堡法典》规定,在人体上进行试验必须获得试验对象同意。这是对人的尊严和自主权的根本尊重。
美国维护人权医生组织指出,中情局刑讯技术效果研究计划是在未经被关押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医学专业人员在为酷刑这一犯罪行为提供支持的过程中又犯下另一项罪行,即在被关押者身上进行人体试验。这是《纽伦堡法典》制定以来“美国医学专业人员违反医学伦理最严重的行为之一”,也“违反美国法律和国际法”。
曾跟踪调查美国在危地马拉秘密人体试验的社会调查工作者克拉拉·德派斯表示,进行这些试验的美国医学人员未警告试验对象可能发生的危险与隐患,这些试验违反了《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则。危地马拉时任总统科洛姆更是直斥这些试验是“违背人性的犯罪”。
新华社记者 李 雯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