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谁说的，作品一旦完成，与作者就无关了，它有它自己的命运，我深以为然。写完《一个人的哈达图》（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以后，这部小说完全以它自己的方式运行在这个世界上。

　　这部小说创作大概开始于2017年。那时候，我是一位全职妈妈，远离世界，每天在租来的房子里等孩子放学。我所有的时间都是孩子的，过得不痛快，人不痛快了，就会回忆。回忆真是一件治愈的事情。因此提笔就写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回忆当然离不开内蒙古高原，离不开那个荒凉的高原上荒凉的村庄——查干朝鲁。

　　过去是如此模糊，又如此清晰。写作的过程中，我自己都不太明白，哪些是实际发生过的，哪些是我想象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小村庄如此渺小，却又如此宽广。渺小到一个孩子的啼哭，能从村东传到村尾，宽广到可以容纳从江南的柔弱到北疆的高壮；可以让村民们为一只水桶争得不可开交，也可以消融时代带给人类的伤痕与哭声。

　　我这才发现，我爱它到骨头，那么不容易发现，又那么无法摆脱。我是个没有时光与故乡的人，我以为我不同情、不感恩，但我无法不爱，因为我无法剔除掉我的骨头。如果没有了骨头，那是行尸走肉。

　　小说里村庄的名字叫哈达图。写完第一个章节，我小心翼翼地发给鲁顺民老师。我近乎羞赧：“老师，您看看，我还能不能写？”是的，我当时是并不自信的。2011年我发表了两部中篇小说以后，几乎再没有动笔，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顺畅表达的能力。鲁老师说：“你问甚了，你写罢么。”我仿佛得到了一个特赦，那种轻松，是无以言表的。后来我想，我只是需要一个回响。更确切地说，我不想只活在妈妈的角色里。我潜意识需要找到我自己。

　　鲁老师补充了一句：“你可不要写成查干朝鲁，小心人家打你。”我才意识到，这个小说，确实有太浓重的自传体气息，因此，就由“一个人的查干朝鲁”改成“一个人的哈达图”，哈达图是查干朝鲁旁边的一个村庄，与查干朝鲁一样荒凉渺小。

　　写起来是很顺畅的。大概断断续续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小说。我把时间切成很多份，要陪孩子、要做饭，而我的写作是在太原的后舍间完成的，一去就是一整天。

　　清晰地记得写完宁夏女子的故事，就是第十二章节“海娜花”里美丽干净的宁夏女子的故事。写完后，我哭得稀里哗啦。当时后舍间里有几名小学生，其中一名大眼睛男孩儿忧伤地看着我，他大概是想安慰一下这位哭泣的阿姨，却又不知所措。我一边哭美的消逝，一边哭宁夏女子怎么就死了呢。我并没有主观预设她的死亡，然而写着写着故事就这样发展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这样写了。那一刻，我明白了小说如同人生，是没有预设的，小说有自己的走向，很多时候，作者无能为力。就像人生，我们总是信心满满，高喊“我命由我不由天”，但事实上，没有哪个人的生命完全由自己掌控。这是个困境，因此才衍生出音乐、文学、哲学、艺术等等，衍生出各种要努力解决这种困境的学者与学科，并且会一直延伸到最远处，不止不息。

　　小说写完，发给鲁老师。他是个说话不客气的人，连夸奖都带着责备的口气：“你这个死女子，要么不写，一写就写了这么多。”他选了其中一章刊发在《山西文学》上。我有些惶惑地自言自语：“那其余的怎么办呀？”他说，有一个“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的组织或者机构，让我去申报试试。

　　我去试了，结果入选，就出版了。

　　整个过程都如写小说，我自己几乎无法掌控。我能掌控的就是我在书里要表达的爱、悲悯、无奈、无常。我能确定的是，我知道我是查干朝鲁上空的一片云，不动声色地看着人间的悲苦与欢欣。这种悲苦与欢欣不只是查干朝鲁的，也是全人类的。为此，那片云是无奈的，冷眼也好，热心也罢，都无法替代这片人类繁衍生息的土地上的任何悲欢离合。这些，只有土地上的人自己去承受、去解决。

　　我从一片云转成了阿连，阿连是肉体凡胎，阿连有骨头里的爱。有爱就会有疼痛。

　　阿连有爱，去写小说，小说阿连掌控不了，但依然得去写，因为有爱。爱是唯一理由与唯一意义。

　　女作家阿连怀着春风细雨般的爱书写时代，兼具温婉柔情与果敢坚毅，展现出新时代女性风貌。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本版选发这篇文章，致敬女作家，并为女性朋友送上节日祝福。 ——编者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 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