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借助新媒体的东风,成为互联网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媒介带来的便利与滤镜下,“非虚构写作”是会为写作者带来更现成的思路?抑或反而生出对于真实认知的焦虑?
2021年11月,伊险峰、杨樱合著的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作品叙事主线是两位工人家庭出身的男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沈阳。他们将写作对象瞄准了东北的工人家庭,并将作品的时间段定位在东北国企改制时期。为了体现与小说的不同,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断强调文本的“真实性”,但两位作者所做出的努力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文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乃至于令文本陷入杂糅错乱的文体危机当中。
《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两位作者都有媒体人的工作经历,而作者之一伊险峰还另有一重身份,即是主人公张医生与王医生的同学。虽为合著,但两位作者的站位有着天然的不同,又都被统称在“我”的第一人称之下,故作品中时常出现偏颇吊诡之处。这本书中多次引用彼时报纸的内容,出现频率最高的报纸是《沈阳日报》,大段的原文被直接引述,而报纸上所报道的内容又不能完全贴合正在讲述的故事,几乎打乱了叙述节奏;除此之外,社会学著作、散文、文学方向的学者论文乃至于小说原文都被作者频繁地大段引述,已经达到了俯拾皆是的程度,这些外部文本的出现固然可以丰富作品的内容,但却在无形中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性,使得文段充满拼贴之感,不免会被看作是作者掉书袋之举。
更为危险的是,引述有时不仅不能提升文本的可读性,反而由于作者对所引知识理解的不到位,将自身的误读传递给了读者,有学者曾十分犀利地指出文中“在定义‘人文’这一核心概念时,叙述者引用了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的著名开篇——讥讽美国大学自由派将相对主义(‘不要认为自己完全正确’)当作‘唯一美德’——但把意思完全弄拧了,以致反讽意义上的‘美德’成了美德本身”。作者试图通过“粗糙美学”的叙述抵达真实,但效果却不甚理想。
当真实感被反复强调且被看作一部作品的衡量标准时,虚构与非虚构就成为了二元对立的两端,为营造真实感而堆砌的各类素材,也在乱序的编排中冲散了文本本身的整体性和文学性。除此之外,如作者秉持着以真实为纲的创作理念,则更容易陷入“建构真实”的巢窠。《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作者在后记中坦陈,如不写张医生与王医生,就会写另一套“组合”,“但是,不管怎么写,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在过去那个体系崩塌之后,我们最后还是会写到那个沈阳”。如果真实在下笔之前已然固化成型,那么在写作过程中,人物的自我生长则变得不再可能,向脑海中的“真实”靠拢之时,现实中的真实很可能已经被放弃。
非虚构写作不应该是一个论证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尽管非虚构写作所呈现的人物抑或时代都是有客观现实基础的,但写作毕竟是一项具有主体叙述性的活动,写作者的立场决定了他所书写的“真实”必然是有限的且有所取舍的,故而在文本中刻意强调客观真实似乎并无太多必要。
那么真实感的实现如不借助外部文本的证明,则必须通过自身的叙述在内部达成。换句话说,非虚构写作需得借助一定的写作技巧来实现文本内部的圆融,确保文本的整体性与可读性,且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尽量保证以不折损真实性为代价。而这些写作技巧很可能来自已然相对成熟的虚构文学,例如小说、散文。
2023年10月,非虚构作品《五爱街往事》出版,在此之前,书中收录的作品发表在一个公众号上,集合成为作者三胖子的专栏“风雨五爱街”。与《张医生与王医生》中“我”作为旁观者的站位不同,三胖子简介中写道:“2002年辞去公职下海,进入沈阳五爱市场经商。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记录身边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时代。”当“我”以亲历者的身份叙写所经历的故事,此处的第一人称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与可靠性。更重要的是,“我”与“我”写的人物身份无太多差异,都是五爱街上摆摊的小人物,以平等的姿态进入写作,令作品自然摆脱了如社会调查报告般的模式,也摆脱了居于高位的观察感。
鉴于公众号连载文章的属性,《五爱街往事》文本本身依然存在太过口语化、文笔太过粗糙的缺陷。但却令人看到非虚构写作一种发展的可能:当虚构文学的技巧进入非虚构写作,无形中打开了文本内部的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打通了虚构与非虚构的壁垒,也令文本摆脱了“真实与否”的讨论,从而可以进一步探询如何提升非虚构文本的文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在谈及“非虚构写作”的当下境况时提及,非虚构不是“反虚构”“不虚构”,而是“不仅仅是虚构”。它需要原材料,而对这个原材料的书写和加工,还需要借助虚构和想象力。否则,会导致“一种粗糙的、形而下的文学社会学倾向”,作家与记者毫无区别,非虚构作品与报告文学毫无区别。虚构的手法和技巧正是矫正“非虚构写作”粗糙化倾向的重要工具。
“非虚构”一词令人很容易将其看作虚构的反义词,从而着意强调文本的真实,远离虚构的一切,乃至于放弃对虚构手法的借用。事实上,文体的区隔有时并没有硬性的界限,正如有学者一早指出,无论是小说、散文、历史话语或者非虚构写作,均不存在固定的、始终如一的标准形态。既然非虚构写作尚为边界模糊的通用语,不如就令其在动态中发展下去,不必因对“真实”的追求限制了文体的发展。或许在未来,虚构与非虚构两种形式能够相互支持,在融合中共同抵达文学创作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