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只出土于都沟遗址第三期的土鼓。该鼓上部为泥质，下部为夹细砂的灰色陶。方唇，平沿，敛口，上部为筒形，用泥条盘筑套接法逐渐加长而成，约长0.96米，唇部有6个泥柄状装饰；下部为鼓腹罐形，腹部有6个镂孔，底部应有一个较大的镂孔。土鼓表面装饰有较粗、较杂乱的断组纹。上部的管筒由三节连接而成，连接处附加两圈泥条加固，其表面可看到大量的指甲纹，疑是匠人在按压泥条时留下的。这只土鼓的形制类似陶寺文化早期的土鼓，或许与其有渊源。

　　都沟遗址位于太原市清徐县马峪乡，涵盖了庙底沟文化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比较完整连贯的文化发展系列。该遗址的第一期应该是本地庙底沟文化的延续；第二期彩陶尤为发达；第三期陶器组合较复杂，文化面貌趋于多样化，除了宽肩壶、折肩壶之外，还出现了器盖、豆、土鼓等新器形。特别是土鼓类陶器，此类器物在完成后还在表面绘有红色彩画，它的出现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都沟遗址与陶寺文化早期有许多共性。第一，陶寺早期有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敞口盆、矮把豆、碗、钵、土鼓等，未见扁壶、彩绘龙盘、泥质单耳罐等，出现了小罐、单耳杯等新器类。它们之间在器类上存在很多共性。第二，陶寺早期的土鼓分为两型，制作精美；都沟遗址中出土的土鼓原始，不分型，较单一。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较明确的，都沟的土鼓应是其重要的源头。第三，都沟遗址第三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陶寺早期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陶寺大墓所反映的氏族内部的财产、权力的分化，在都沟遗址第三期未见到。通过以上三点可以合理判断：都沟遗址的族属在陶寺文化早期之前，由于某种原因南迁至临汾盆地，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土鼓的发掘具有重大意义，体现了远古时期人类的礼仪文化。土鼓自发明伊始便承担着沟通神人的作用，在陶寺遗址墓葬中，土鼓、鼍鼓都是相伴共存的。由此可以证明，它们是原始社会中重要的礼乐器之一。

　　“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史前时期，发明鼓的目的、鼓的用途虽无文献明确记载，但可以通过出土地点和一些后世文献的追溯来合理推测。首先，陶鼓是一种乐器，用来演奏。其次，鼓也是一种祭祀器物，是可以通灵的一种“神器”，如山东野店遗址发现的陶鼓多集中于墓葬中，表明陶鼓实为少数人所享有的特殊用品，这些墓主人的身份比较特殊，随葬品也较为丰富，显然属于部落酋长或巫师一类人群。结合民族学材料来看，今天广西壮族师公在主持求雨、除虫、祛邪、超度、消灾祈福等活动中仍击鼓歌舞，可谓是古代用鼓通灵驱邪的孑遗。

　　今人往往认为，“鼓”只有一个敲击的声音，因此演奏方式简单——只有敲击一种方式，这种看法比较狭隘。从文献追溯和民族学资料综合来看，可以推断，新石器时期的陶鼓有多种特殊的演奏方式。根据实验室复原模拟来看，陶鼓有不同的音节，敲击鼓面中心和鼓面周边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主要是因为鼓膜震动频率不同导致的。《诗经·灵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形容鼓声“逢逢”（鼍鼓也是一种陶鼓），此外还有形容鼓声“其声英英”“其声隆隆”等拟声词，说明敲击鼓的不同部位，可以产生不同的音节。

　　土鼓传承千年，是先人们在极其原始简陋的环境下创造出的乐器，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岁月的打磨之后，依旧在民族乐器宝库中闪闪发光。土鼓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种乐器，里面杂糅了先民们波澜壮阔的神话想象、唯美动人的情爱故事、一代代的坚守与传承，让其延绵至今。当土鼓的鼓面被敲击的时候，仿佛千年之前的鼓声撕裂了时空，古老而又神秘的祭祀音乐重新又回荡在了听者的耳边。

　　土鼓的节奏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先人们的乐律节奏之美。“砰砰砰”的敲击声虽然简单而单调，但是其中蕴含着其他乐器所不具备的狂放野性之美，简单直接，却直击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