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临汾桃园遗址出土的彩陶钵

　　图2：翼城枣园遗址出土的陶钵

　　图3：吕梁德岗遗址发现的五边形房址

（以上图片由作者提供）

薛新明

　　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起步于1926年，当年在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我国学者独立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主持人李济也因此被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31年，卫聚贤、董光忠等人又发掘了万泉县（今属万荣县）荆村遗址，这些遗存的发现更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的考古工作以199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各级文物保护机构以不同形式、规模进行了调查、发掘，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全省的史前文化面貌有了基本认识。第二阶段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致力于探索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复原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据统计，山西迄今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179处，已对其中的80余处进行了发掘。

　　自然环境决定的文化特色

　　近一万年以来，中国的地形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区域性的地貌差别成为影响人类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山西是典型的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沿南北方向呈拱状隆起，整个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海拔从300余米上升至1000余米。在东西两侧不整合的山地之间，从南到北依次分布着运城、临汾、太原、忻定、大同五个局部陷落的盆地。根据地质部门和环境考古学者的勘察研究，这些盆地都是古湖的遗留。距今7000年前，这些盆地中心部位还是湖泊或沼泽，因此，在河北、河南、陕西和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先后完成了“农业革命”时，山西似乎更适宜狩猎采集，因此并未形成经营早期农业的聚落。

　　目前，山西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距今约7000年至6400年的“枣园文化”，这类遗存是1991年在翼城东部的调查中确认的。当时，维持居民生计的是原始农业，他们使用磨制精细的石器，种植以粟为主的粮食，收获后先用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去壳，然后再用“陶错”脱皮加工成小米。留存至今的主要遗迹有地穴式房子、圆形或锅底形的灰坑、陶窑等。主要遗物是陶器，典型器物有泥质陶壶、钵、盆、罐、器座和夹砂罐等，皆红色或红褐色，但颜色不纯正，内壁多见灰色、灰黑色斑块，底部有草木碎屑的印痕；器表除大量的素面外，还有弦纹、窄带纹，并且已经开始烧制简单的彩陶。该文化分布在山西南部到河南西部，主要遗址有翼城枣园遗址、垣曲古城东关遗址、芮城清凉寺遗址等，均为小型的农家。

　　东西对接催生的文化勃兴

　　山西省境的西、南两侧被黄河干流围绕，西部的吕梁山脉与陕西隔河相望，南端的中条山脉和河南以河为界，三省交界地区是古代中原的核心地带。从枣园文化时期开始，晋西南与豫西地区就关系密切，属于靠东的一个部族集团，而陕西的关中则是另外一个部族集团聚居之地，二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对峙。

　　距今6000年前，位于西部的老官台-半坡文化势力十分强大，他们首先发明了尖底瓶，并且最早在精致的泥质陶钵、盆、罐类器物表面装饰彩色花纹，经过入窑焙烧之后形成精美的彩陶，为仰韶时期的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位于东部的枣园文化起点虽然较低，但发展势头强劲，到了晚期时已有能力向关中地区试探性扩张。地域争端中二者互有得失，客观上加强了东、西两个部族集团之间的文化交流。

　　新石器时代遗存各类遗物中以陶器最有特色，从器物的种类来看，仰韶时期陶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从早期到晚期，均以钵、盆、尖底瓶、泥质罐、瓮和夹砂罐为主要组合。其中尖底瓶是一个关键标志，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普遍流行彩陶，曾一度被称为“彩陶文化”。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是学术界长期聚讼的一个大课题，我们对此的认识基于1990年至1991年对翼城东部北撖遗址的发掘。通过对出土遗存的分析，我们认为在边缘地区出现的混合遗存是文化升华的重要前提，首先取得突破的地点在山西省最南部。大约在北撖遗存的早期阶段，晋豫交界地区的部族文化接受了半坡文化的影响，发现于芮城东庄村的遗物便是综合了半坡文化与北撖遗存两种因素，却又失去了各自固有的文化特征，是东、西两个部族交融的结果。其中土著文化是主要源头，枣园文化中壶类器物体态瘦长的特点和彩陶图案中圆润流畅的风格及圆点、钩叶的构图元素得到保留，奠定了庙底沟文化的主体特色；半坡文化同样功不可没，尖底瓶模式和水平较高的彩陶技术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通过二者的交流、充实和提高，三省交界地区最后冲破了不同区域独立发展的格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综合体。此后，部族实力日渐强盛，新元素逐渐替代了北撖、半坡两个部族原来的特点，并且在整合中渐趋稳定。融合的过程大约与北撖第一、第二期相始终，在北撖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阶段，晋南到豫西地区基本完成了向庙底沟文化成熟期的过渡，并且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向周边地区扩张，开启了史前时期最辉煌的发展历程。

　　两山一川艰难的文化传播

　　距今6000年至5300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黄河流域气候相对稳定，适合人类发展农业生产，各地生产力的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居民们的生活进入了平稳时期。由于管理机制比较先进，能够将族群内的人很好地组织起来，以强烈的感召力统一了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势力所及北至大漠、南下长江、西上甘青、东到大海，广阔地域内出现了空前的文化大一统局面，社会协调发展，风格高雅别致。在整个史前时期，对外的影响力只有庙底沟文化达到了这个高度。

　　在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域，我们发掘了临汾盆地的河津固镇、临汾桃园、襄汾小王村和运城盆地的夏县西阴村、辕村、师庄、崔家河等遗址，还发掘了中条山区垣曲盆地的下马、古城东关、上亳、小赵和中条山南侧的芮城西王村、桃花涧等遗址。运城盆地由于当时盐湖所占面积很大，鸣条岗以南不能耕耘，所以发掘地点集中在其北部。这个区域内的遗址都在地形得天独厚的河旁台地上，遗址中普遍发现规模巨大的房址和丰富的彩陶遗存，与关中、豫西同时期的聚落共同构成强大、先进的文化中心，人们生活比较富足，农耕经济十分繁荣。

　　随着部族实力的增强和人数的增长，庙底沟文化的势力开始逐渐向外扩展，开拓那些自然条件并不好的地区。除晋南外，山西其他地方虽然也普遍分布着黄土，但整体格局为“两山夹一川”，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地形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残塬、台地、谷地多见，并不适合初期农业种植；汾河谷地除临汾盆地外，其他盆地中心位置当时还可能是湖泊或沼泽的状态，庙底沟文化是怎么完成文化的传播与提高这个壮举的呢？通过多年的调查、发掘，我们取得了不小的突破：西部的吕梁山区在这一时期得到开发，由于山区遍布着各种梁、峁、坡、沟、岔，当时的聚落并不大，出土了人面形器物的吉县沟堡遗址，发现了五边形房子的离石德岗遗址，都是位于山沟里规模不大的聚落，显示出庙底沟文化“西上吕梁”的不屈与魄力。东部的太行山以高耸的姿态面向华北平原，是众多放射性河流的发源地，在河流两侧和山间盆地分布着规模不等的聚落，其中上党盆地是大山里一颗十分璀璨的明珠，长治小神和黎城东阳关属于庙底沟及后续文化的遗址，除了核心文化成分外，吸纳了山下部族的部分因素，突出了“东越太行”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庙底沟文化的人群沿着湖泊的边缘地带和两侧山地一路北上，以不断进取和改革的方式进入大同盆地，我们曾经对位于桑干河支流御河东岸的大同马家小村遗址进行过小规模发掘，确认这里兼容了庙底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不同元素，文化的碰撞、融合演绎出“华山玫瑰燕山龙”的复杂情愫，让我们认识到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分分合合、恩怨情仇交集的大幕，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就已经拉开了。

　　南北会盟促成的文明起源

　　庙底沟文化总体风格的相似掩盖了枝节上的不同，然而不同地区固有的差别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些潜在的地域差异必然会催生分化。根据太原义井、芮城西王村、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的资料，属于仰韶晚期的太原盆地义井类遗存与晋南地区的西王村文化各有特色，尽管整体水平均较此前有所下降，却加强了与相邻文化的交流，因而奠定了东山再起的基础。

　　中原以外的部族在仰韶晚期中原部族发生分化的时候异军突起，形成周边逐鹿中原的态势。首先进军中原的是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东方居民沿河而上，进入晋豫交界、远离水患的大山深处部分适宜生存的地域。垣曲古城东关、宁家坡遗址的资料清晰地表明，由西王村文化发展而来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踏上了复兴之路。远方移民们带着大海一样的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这里，宛如东来的紫气吹进了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原地区，居住在垣曲盆地和沿黄台地上的居民在生活用具创新中有了长足的进步，受长于造型设计的东方文化启发，素来注重实用的传统文化迸发出了激情四射的活力，新的理念与传统技艺水乳交融、相互促进，积聚多年的灵感化作生产热情，创造出由斝、釜灶、鼎、甑、刻槽盆、带流盆、小口高领罐、侈口深腹罐、高圈足豆、盘、钵、碗、器盖等组成的陶器群，空三足器的灵动弥补了因彩陶衰落造成的单调、呆板，让生活充满了盎然生机。大约距今5300年至4300年间，振兴成为黄河两岸同时奏响的主旋律，由此开始的文化变革席卷了整个陕晋豫交界地区。

　　在中原迎来新生的同时，晋陕蒙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地带也崛起了一支强盛的部族文化。具有北方民族剽悍性格的老虎山文化居民南下、东移，在与大河相伴的长梁和被沟壑切割的土峁上开辟了一批新的居所。移民与原住居民彼此争夺生存空间，相互攻伐。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二者都会建造结实的防御设施，开始时只是一些规模较小的石砌城池，后来在陕北神木石峁建起庞大的石城。无独有偶，与石峁直线距离约50公里的兴县碧村也兴建了石城，这个黄河东岸聚落中心的主要建筑是用石块叠砌的连间房子，外部是石砌围墙及一些附属设施，虽然城内的地势并不开阔，但用山梁主体、自然沟壑和石砌城墙将中心建筑围起来的理念，所用技术与石峁如出一辙，体现出群体有了较完善的机构，能够开采当地的石料，组织完成十分复杂的工程建设，这里也成为西北部族进入山西的桥头堡。移民进驻山西的重要成就是对忻定盆地的开发，从原平辛章、五台阳白、定襄青石、忻州游邀等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仰韶晚期才因湖泊干涸露出的盆地中心在龙山时期逐渐繁荣起来，开始了新生活的居民们为应对气候动荡不定的实际情况，开始了对生活用具的改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实验，终于形成具有全新特点的陶器群，其中炊器以鬲、斝、甑和鼎组成，盛贮器主要是深腹罐、敛口瓮、簋，日常的饮食器中钵、盆、碗、杯齐全。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是陶鬲的制作，这是北方居民发明的一种十分实用的炊器，为了适应频繁迁徙的生活，他们将三个袋状部件上端拼在一起，再对接上一个釜、盆或罐，组合成便于携带、增加了受热面积的陶鬲，其中足部的形制可能源于此前中原地区长期流行的尖底瓶。新的器类部件较多，工艺也相对复杂，综合了不同文化理念的制作技术折射出居民们的睿智和务实。以鬲的发明为标志，整个黄河流域进入龙山时代。此后数百年间，不仅保持了忻定盆地生活的丰富多彩、有条不紊，而且一直与桑干河流域的部族相互沟通。大同吉家庄遗址龙山时期遗存中，南北方文化之间频繁交流的迹象比较明显，甚至与欧亚草原的部族也有了交往，进而将中原的文明化进程融入了更加宽广的体系中。从开放包容的视野来审视，这个地区早在史前时期便是不同文化圈之间联结的纽带。

　　西北部族对太原盆地的人群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汾阳杏花村、太谷白燕、平遥弓村等遗址的信息透露，他们对不同传统的文化元素进行了整合与重组，南北方的特色都有体现。位置略靠南的灵石马和、逍遥及洪洞侯村遗址分别位于韩信岭北、南两侧，连接起了北方文化因素向南不断渗透的路线。越过霍太山进入临汾盆地后，北方豪放大气的气魄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精致细腻的格调发生碰撞，加之与其他地区也进行了远程的交流，大量各具特点的先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融汇，塔儿山下终于绽放出灿烂的“火花”。从1978年开始进行田野发掘的襄汾陶寺遗址完美地再现了临汾盆地及周边地区距今4300年至3900年间的发展历程。他们在山前地带开始凿井取水，这一创意与夯土建筑方法一样载入史册。在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城内，分别设计出宫城、外郭城、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窖穴仓储区、礼制性建筑等不同的功能区，尤其是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观象台”，不仅是中国最早观天象、授农时的设施，而且说明日益成熟的宇宙观已经开始指导日常生产。生活用具的创新体现得较全面，专业工匠们采用体积较大、结构复杂的斜穴式陶窑烧制出种类繁多的陶器，釜灶、斝、双鋬鬲、肥足鬲、折肩罐、大口罐、镂孔圈足罐、簋、豆、折腹盆、杯等器物一应俱全，还特别制作出适用于井中汲水的扁壶，这些陶器与玉器、漆木器、骨器共同组成了新的器物组合，各自的功用趋于固定、细化，具备了从燕山南北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域内的综合特征。重大的突破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制作出了少量形制精巧的铜容器，发明了文字，以鼍鼓、土鼓、朱绘或朱白两色彩绘出来的蟠龙纹陶盘，品类众多的玉石器共同构成高端大气的礼器。其中“龙盘”基于祈愿丰收的朴素心理与根植于中国人意识中“龙”的概念之间有必然联系，玉石器又与后世“以玉比德”的观念一脉相承。以上充满启蒙色彩的进步，客观地反映了从阶层划分开始，经过财富集聚，形成阶级对立的全过程。由于这里礼制完备，王权突出，创造了史前时期盛极一时的辉煌业绩，完成了由理想到现实的华丽转身，已经踏入国家的门槛，许多学者据此认定陶寺遗址具有了“都邑”的特质，就是古史记载中的“尧都平阳”，而临汾盆地是“最初的中国”核心地带，在史前时期的最后一刻，“南北会盟”终于促成了初期的文明。

　　资源开发引发的文化汇聚

　　运城盐湖的形成与演化与一系列十分强烈的地质活动有关，随着中条山地和峨嵋台地的先后抬升，汾河在侯马与新绛之间转向西流，峨嵋岭之南彻底退出汾河流域，与此相反，中条山体的北侧断裂下陷、接受沉积，湖泊退缩到山脚下的最低洼处，由于缺少淡水补充，由一个完整水体分开的湖泊逐渐缩小为池和滩，盐池、北门滩、硝池、六小池、小鸭子池和汤里滩中均蕴藏了丰富的盐类资源。现存面积最大的盐池呈长条状，东西长20公里至30公里、南北宽3公里至5公里，面积约130平方公里，是我国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最早生产食盐的地方。盐湖的开发及其外销对中原历史的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不仅成就了运城市的繁荣，而且在走向文明的关键时期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汇聚。

　　对食盐外销的认识源自一个墓地的发现。2003年至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中条山南麓的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进行了持续发掘，清理了355座墓葬。据研究，大约距今4300年前，居住在清凉寺对面坡头村一带的居民开始兼职贩运食盐，后来在这里成立了一个负责外销的机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距今3800年前，清凉寺墓地埋葬的就是这些死者。在墓葬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殉人，这在史前时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是历史在中条山之南、黄河北岸留下的一些“碎片”，解析这些并不文明的特殊礼仪蕴含的内涵，可以释读最初文明的一个侧面。

　　玉器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历史时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为一种高贵、圣洁的灵性器物，而且在史前时期便用于对先祖、神灵的祭祀，寄托了人们无限的情思。我国的用玉历史有近万年之久，从距今5000余年前开始，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代表的部族都曾经大量使用玉器。我们在清凉寺这个偏远墓地意外地发现了250余件玉石器，尽管绝大多数用的是本地的石材，只有少数从西北地区引进的透闪石玉料，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分等级、明贵贱”的礼器，器物的形制还表现出不同区域的特色。

　　清凉寺墓地最早出现的玉石器种类有石钺、多孔石刀、璧、环等，其中多孔石刀与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石钺与方形、长方形石器组成的器物和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钺饰组合方式类似，璧、环类器的特点与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玉石器一致，这些器物是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玉石器在墓地的后期显得活泼、新颖、精致和高雅，仍然反映着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这期间，黄河下游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龙山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本身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而且带来了东北地区曾经流行过的方形璧、牙璧、梳形器等器类，还将起源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进行了成功的改制。此外，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也延续了自屈家岭时期以来的沟通和交流，动物头形器物的造型几近相同。工匠们还制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凸沿六边形器，并且将多片连缀成器的风格向西北传递，充当了西料东传与工艺西传的中介，间接促进了石峁、齐家文化玉石器工业的发展。众多区域文化汇聚清凉寺的现象反映了周边辐辏中原的历史现实，不仅是中原居民博采众长心态的体现，也是盐湖开发初期中条山区对外销售管理者生活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特殊资源的开发和外销的机制，促成了礼制在这个特别的小地方形成并逐渐走向成熟，玉石器为基本内容的礼器将这个整合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披露了中原地区正在发生文化变革的信息，大有风雨欲来之势，文明时代已经呼之欲出。

　　结 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无论是资料收集还是社会复原，位于中原核心的晋南地区都是最重要的区域。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晋北地区考古的逐渐开展，我们对山西史前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们生活在固定的聚落中，经营着原始农业和畜牧业，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发明了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先民们以坚实的步伐从农业起源走向文明起源，最终创造了被历代饱学儒士推崇备至的尧舜盛世。然而，考古工作只是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社会发展轮廓，探寻先民们在洪荒时期奋发向上的心路历程还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讲座地点：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

　　主  讲  人：薛新明

　　时　　间：2024年9月24日

　　薛新明，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原二级研究员、山西文博拔尖骨干人才、山西三晋英才拔尖骨干人才、山西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主持了40余处古代遗存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发现了迄今山西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枣园遗址，主持发掘的清凉寺史前墓地是山西唯一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撰写专著两部，发表文章80余篇。参加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级课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