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赵老师好。我最近一直在读《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四个字，引人入胜，拿起就放不下。一幅中唐时期的画卷徐徐展开，白居易的人生一幕幕上演，各种感受扑面而来。首先想问，这些年您都是写纪实文学，并且在中国的纪实文学领域树起了一个标杆，怎么突然写一位古人呢？

　　赵瑜：是，这也是我长期思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作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际是有短板的，就是过去对中国古典文学是偏颇的，荒废的，没有受过系统教育，零敲碎打，所知无非“白日依山尽”诸如此类耳熟能详的东西。你说爱不爱呢？也爱，爱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补课、补营养。如果长期满足于现代题材，这个作家还是无根之木，学养是不够的。文学应该跟历史学、社会学、哲学都更好地联系起来。这种情况下，中国作家出版社，六七年前，要搞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出版工程，120个左右，希望由作家来写。他们咨询我，愿不愿意写白居易。我一听，白居易，本来就挺喜欢，说可以，很欣然地，愿意做这件事。这在我是一次自我充电，就是能把中唐的历史很好地研究一下。咱们省在这个工程里承揽了11本，陆续完成陆续出。这几年，我慢慢研究，慢慢琢磨，慢慢写，终于出版。

　　写历史是为今人服务

　　记者：十年磨一剑。赵老师，您的“三真”在文坛都是佳话，性情率真，做事认真，写作求真。写古典题材的传主，和现实题材不一样，如何去做呢？

　　赵瑜：这两者区别很大。现实题材，主要靠跑，靠采访，要争取拿到现实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当然它的背后肯定要有思想指导，但主要靠跑。比如写马家军，必须去东北，去北京；写山西人抗震，一定得去汶川。但完成古典文学传记，是以研究史料为主。也是需要跑的，只不过这种跑，更多的是去观察、感悟一些东西。研究史料跟现场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关系。

　　记者：写历史，也在思考当下。

　　赵瑜：那是一定的。写作过程中，我常常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写历史？是过去没有写过？没有写够？有缺陷？还是因为什么？答案很明确，写历史是因为你要为今人服务，为今天我们的文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所以，写历史离不开对当代的思考。

　　记者：都去过一些什么地方？

　　赵瑜：这几年，我跑了渭南、西安、洛阳、苏州、重庆等地，都有纪念馆，可以很好地感悟一下。第一章，写拜谒白居易洛阳墓地，实际上是对古人的敬畏。在苏州山塘，他当年修的堤坝，至今还在用。一个作家、诗人能成为千年之后一地旅游亮点，足见其影响。有的地方搞得十分宏达，比如西安的华清池，介绍中处处离不开《长恨歌》。重庆忠县，做了一个“白居易与忠县”的大课题，研究得很深入。除了史料遗迹，也走访方方面面的专家，有助于写作中多角度思考，不能简单沿用过去写传记那些手法。

　　白居易为何被称为“诗魔”“诗王”？

　　记者：白居易一生创作不断，留诗3000多首，唐代第一，被称为“诗魔”“诗王”。书里您这样评价：“与其说白居易创作深具人民性，不如说白居易始终保持了至美人性，是庄严的，也是忧柔的，是广阔的，也是细腻的。”白诗影响深远，一定有它深刻的原因。

　　赵瑜：白居易生活在中唐，纸张稀缺，但他的诗传诵极广，民间大有市场。当时诗歌传播主要靠歌唱，人们把白诗刻在柱子上、船帮上、客舍墙上、亭子里，万众游读，不论王公贵族、士人僧徒、妇孺歌伎，都能吟诵。还有更狂的，荆州一文人，葛清，把白诗刺满自己全身。白居易的诗还传播到海外，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日本研究机构在白居易墓前立碑，称他是“日本文化的恩人”。白诗影响深远，跟他注重编集子也有关，几十年间，他前后主持编成五部诗集，存在庙宇里。李白、杜甫创作高峰期正是“安史之乱”，颠沛流离，诗歌失散甚多。李白去世十年、杜甫去世两年后，白居易出生，战后相对稳定，他作品流传广，又有集子，所以影响很大。白诗深入人心，说到底，在于这些作品是切中时弊、直面人生的力作，自会震动于当时，流传于后世。

　　唐朝的敢言直谏，有政治制度做保障

　　记者：除了诗人身份，白居易还做过40多年官吏,留下大量讽喻诗文。他忧虑国事，思革除弊，为民请愿，敢言直谏，当时的政治制度允许他这么做吗？

　　赵瑜：如果不了解白居易的散文，就不能了解他的思想意识形态、精神倾向和政治主张。他是一个以文儒治国的官吏，官至二品，是大吏，最后职务是刑部尚书官员。他的很多诗跟散文是联系起来的。比如《卖炭翁》，是基于要改革宫市制度。宫市制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上街，我是皇家的人，看到卖东西的，过来，这个归我们啦，是恶政，要改革。《长恨歌》是批评皇帝的呀。特别是大考时所作《策林》七十五篇，是辉煌的著作，得了第四名，对如何看待军事、治水等，都提出明确想法。有“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的政治主张，指出“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把百姓悲苦、国运不兴之责直接与国君挂钩。当时政局险恶，宦官专权，帮派对峙，著《策林》诸篇，冒了极大风险，考官评判“策对语直”，公平精当。可见唐代高层政治很开明，科举确为发现人才，白居易也的确具备通才实学，是真俊杰。

　　唐朝考试有个考项叫“直言极谏科”。李、杜、白等人能直言进谏，得益于当时的言官制度，也叫谏官制度、词官制度。唐朝设有“拾遗”“补阙”两种官名，是朝中近臣。陈子昂、王维、杜甫、元稹、白居易等近百位文豪，都做过这两种官。“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这样的制度，正是诞生讽谕诗文及言论自由的保障，也很好地影响了文坛和全社会。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说这是为官的使命。

　　记者：真是“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赵瑜：对。在唐朝这是公开的，常态化，是主流的声音。大唐的这种辉煌值得我们今人吸取它的长处。

　　白居易的治水理念

　　记者：我最近看《南方周末》，还有些网媒，都选载了您书中一些篇章，好多选了白居易治水。这个大家不太了解。

　　赵瑜：白居易“为官二十任，行走五十载”，做过三任刺史，还有别的地方官、朝廷里的官，是个大官。中国的大官，如果不懂治水，就不懂治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国家天然的西北高而东南低，水患几千年来无法根治。任杭州刺史时，白居易主持筑堤疏井。在西湖东北岸筑堤捍湖，百姓称之“白公堤”。工程遭豪绅权贵反对，白刺史亲撰《钱塘湖石记》批驳。杭州是江海故地，可水泉苦咸不可饮，白刺史浚治六井，解决了百姓饮水问题。他还做过苏州刺史，治理河道，挖掘河泥，修筑七里山塘堤路，把山塘变成一条水陆并行的商贸街市，如今非常繁荣。在治水这一理念下，他写了大量人与水的诗歌，说明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非常深刻。70多岁时，他落脚洛阳，看到伊河八节滩，巨石屹立，十分危险，船破人亡悲剧重生，他夜不能寐，施家财并集资，开凿航道，以利舟楫，广受赞誉。他的治水是一贯的，不是一时兴起，说明他很有治水理念。当然，他为官多地，做了很多事，治水只是其一。

　　一个立体多元的白居易

　　记者：您写了30多部作品，每一部都个性鲜明。中国好书榜说，《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是“一部既有文学品位，又有思想品质的传记作品”，专家、学者评价都很高，也吸引了各界读者。一页页细读，我看到了一个立体多元的白居易。

　　赵瑜：一个人的成长、发展，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一切，必然植根于时代和生活的土壤。白居易是个真性情的正派人，体现了中唐文豪诗杰的才华和风骨。但一个人就想形成“诗到元和体变新”？那他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陈寅恪认为，他和韩愈是双峰并举。韩愈和他下面一大帮文人，像孟郊、张籍、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李商隐、杜牧等，多了，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这些人才共同形成了中唐文学现象。“安史之乱”后，中唐文坛出现短暂高峰，但朝中事不尽人意，走下坡路，这群人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拯救朝廷，拯救国家，所以要呼唤，要思想解放，要敢言敢做。曾经的萎靡、过分的规范，容易变成模仿和陈腐，需要新的变革，韩、白即为双峰并举的两大领袖。这种情况下，要写白居易的交游啊，他和这些人各式各样的关系，才能知道，运动不是一个人形成的。从他的交游当中，才能体会到这个人和其他人的不同。白居易很少和人闹矛盾，对朋友很真诚，不回避跟哪个人好。他和元稹、刘禹锡都是挚友，有“元白”“刘白”之称。诗歌和诗、对诗，主要是从他和元稹开始的。可元稹、刘禹锡，个性都非常强，他们和中唐时期多方面的文豪诗杰都有矛盾，偏偏和白居易没有。通过写这些，才能写出他的性情。也写他的身世，他跟女性的关系，他的初恋、婚姻，写唐朝的婚姻制度，诗人和歌伎之间的关系，等等。只有弄清他和那个社会人与事的整个关系，才能从中剥离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看出那个时代的伟大和局限，才能明白我们这个时代要继承那个时代的什么。唐朝的政治思想、言官制度、对诗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等等，都让我们很有感慨。总之，作品还是为今天的人们而写的，今天的读者能够喜欢这本书，我很高兴。

　　记者：“一个伟大诗人，除了杰出作品流芳千古之外，其生活处世和结友交游，必有超乎寻常之赤诚。如果失去正直和赤诚基础，真善美作品也很难产生。”借用您书里的这段话，做个结语吧。

　　赵瑜：好。我们如果要问白居易，文学是什么？这答案只能是——人生本身。 

　　记者 申毅敏

　　本版图片由赵瑜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