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林语堂传》是把林语堂放在主体位置仔细分析，那么，新近出版的、由钱锁桥主编的这部《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就是从客观的学界评价的角度，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对林语堂及其所处时代知识思想史的认识和理解。

　　钱锁桥在引言部分就指出，研究林语堂的跨文化实践需要有一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从不同角度共同切磋。这本批评集汇聚了这样一群学者，首次对林语堂跨越中美的文学实践留给我们的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审视，钱锁桥认为，这部作品代表了林语堂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

　　周质平的《在革命与怀旧之间：林语堂的思想与风格》放在了首篇。周质平分析林语堂的“快乐论”，他认为，在林语堂的哲学里，特别看重“情”字。林语堂提倡享乐，但并不颓废，他珍视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情趣。周质平把林语堂与鲁迅做了一番比较，梳理了林语堂与鲁迅交恶在于“党见”之由来。林语堂向往传统中国文人精致典雅悠闲的生活，这与鲁迅所热衷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不同调的。周质平讲述了林语堂对于汉字改良的看法，从白话文到简体字，林语堂所做的贡献。

　　周质平的文章立论宏阔，内容丰富，起到了统领全书的作用。这部集子里的其它文章，分别抓住一个关键点深挖细缕，比如，罗福林的《林语堂对传统的独特运用》考察林语堂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彭春凌的《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和陈子善的《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着重探讨林语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实践；苏迪然、韩明愈、宋桥等人的文章讨论林语堂穿梭于中西之间的跨文化实践，或阐释林语堂在美国的著述。

　　这样的编排结构显示了钱锁桥的用心安排。钱锁桥的引言，强调了林语堂的“普适性”，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突出强化了林语堂“普适性”的根源和形成过程，显然，钱锁桥围绕着“跨文化”这个主题，尽可能地展示了各位学者的多角度观点。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林语堂。回顾林语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回顾他与鲁迅、胡适等人的行为异同，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闲适”的生活美学，何尝不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为国人争取自由呼吸的空间的方式之一呢？尽管他的做法没有那种“扔匕投枪”的有力效果。诚然，“过事张扬”乃其弊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也究竟不是晚明。周质平引夏志清的评述，指出林语堂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严肃的文学或知识上的标准，而只是激发了一些不很相干的个人热情，这个判断的确中肯准确。

　　钱锁桥写《林语堂传》是从“我们要鲁迅还是胡适”说起的。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标杆。鲁迅秉持中国本体立场，胡适倡导自由主义，他们同属反传统阵营，都希望建立“新的文明”。钱锁桥说，在中国现代性经验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两个坐标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因此林语堂走进了他的视线。那么，《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留给我们的，又是哪些遗产呢？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通过林语堂的传记和学者们对林氏的研究，我们可以看见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的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所得与所失，以及每个人不同的道路。林语堂的身上有种超越时代的特性，在当下的时代和语境里，如何分析林语堂、评价林语堂，也关乎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及中西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