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紧取出，看了，倍加感伤。是去年中秋在机关“退休作家群”里，我给他写的一个花笺。今年春上，他说要给他。我觉得先写的那张不好，就另写了这幅，加了信封，放进箱里，心说暑假我与老伴回去时给他。写的是——

　　尊师敬长是表率，诗文歌赋称通才。

　　毛笔竖写。左侧一行小字：“东满兄之才华（令）我敬佩”。那个“令”字未写上，是因为纸幅太小，若加上“令”字，就超过了右侧的“才”，不好看。落款时间仍是先前的“辛丑中秋”。我的名字后面，加了我惯常用的闲章，四字为“三流作家”。

　　要是旁人，写好后会寄去的，对东满兄，则用不着。我跟他是多少年的上下楼邻居。算算，在南华门东四条的院子里，住过两个楼，都是。还一次比一次近。住坡上的作家楼，他是二层，我是五层；住巷口的新楼，我还是五层，他则升到了四层。这两年，他搬到了长风街的新居，这儿住着他的一个女儿，他也不时回来。

　　这年头，一个楼上的，都可说是邻居，邻居跟邻居不一样，有的走的勤，有的不走动。我跟东满兄，属于走动不算勤，相处也还融洽的那种。有时还能开开玩笑。他大我几岁，自觉不自觉，有点以兄长自居的意思。比如我的家庭成分不好，同事们当我的面，多以不提为好，他不。记得有次说起什么，他大概是有不同的看法，就用他的长治话，嘻嘻哈哈地说：

　　“你这个地富子弟，看来思想还没有改造好。”

　　“你们评评！”我不恼，跟前还有旁人，我说。“我这么瘦，像个地富家庭出来的吗，你们看东满，白白胖胖，不更像个地主家里出来的吗？”

　　那时我刚从吕梁山里出来，黑瘦黑瘦的，跟前的人都笑了。

　　进作协院子，我是迟的，从认识院里作家上说，却是比较早的。早在1973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时，就认识了马烽、孙谦二位老师。更早在山西大学念书时，就认识了蔡润田学长。认识东满也是比较早的。是1979年秋天吧，我还在汾西县教书，崔巍和钮宇大二位师长修改他俩合作的一个长篇小说，崔巍要我去太原帮他们出出主意，我去了，东满是这本书的责编，那时就见过面。

　　我调到作家协会，正是作协与文联分家的时候。先前在外面，偶尔来办事，觉得这个机关很是祥和，真的来了，方发觉祥和的表象下，还是有暗流涌动的。我抱定的主意是，不掺和，不惹事。十多年苦熬，为的是能离开吕梁山，和家人团聚，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现在目的达到了，别的也就不在乎了。王东满差不多也是这前后，从出版社调到作家协会的。相处久了，我发现他比我还要超脱。他看一些同辈同事的作为，就像兄长看小弟弟过家家一样，有几分见惯不怪，还有几分不屑为之的轻蔑。再后来有过一次换届，阵线就更为分明了。什么时候，他都是站在老作家一边的。

　　也就在此后不久，马烽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第二年选为副主席，等于主持了中国作协的工作。那几年，出国访问，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高的待遇。不知为什么，马烽主政期间，从没有给山西省作家协会里任何一个青年作家出访的机会，独独给了王东满一个大面子，让他去日本当访问学者，住了好几个月。

　　此中的蹊跷，我一直解不开。直到前两年，看到王东满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才明白了事情的内在肌理。东满上的是山西艺术学院，结业后分配到省文化局工作。到了1971年，局势平静下来，省上在文化局之下，成立了个“创作组”，将省城文艺界的大人物，全都收罗进来。东满是这个组里的干事。创作组成立没多久，上面又让将“作家”这一块分出去，成立“文艺工作室”，领导让他具体去办。也就是说，马烽、西戎等老作家从乡下回来，最初的安置，比如住房等琐事，还是东满一手操办的呢。

　　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只能说马烽老先生不忘旧情，给了一点小小的回报。

　　再后来，还有过马烽推荐王东满当文联主席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主要还是有他的不俗的文学成就。

　　我这人，做人上是失败的。但对人事的判断，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我总觉得，过去我对我的这个老邻居，了解的还是太少了。如今他走了，要叫我说，作为一个文化人，东满的才艺，在作家里是少有的，最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品格的人，因此我将此文的题目定为《文人贵在有节操》，以表达我对东满兄的敬重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