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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孩子

郭飞凤

  小时候我并不是个好姐姐。我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弟弟,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多余的孩子,八岁以前,我是一点也不喜欢他。

  他的到来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本来就不富有的家庭,有点好吃的非他莫属。母亲会时刻告诉我,你是姐姐,要有当姐姐的样子,要让着弟弟。从小到大,这句话不知道听了几百遍。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要有一个当姐姐的样子,想想都很委屈。总之,我不喜欢这个弟弟。他整日被妈妈抱在怀里吃奶,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看着母亲哄弟弟睡觉,我满脸的渴望;弟弟吃饭要喂,我拿着小碗自己吃,感觉自己已经是个小大人了。

  弟弟被人称为“奶干子”,一直吃奶到六七岁。母亲每次跟父亲吵架,抱着弟弟就回姥姥家了。从小我就觉得母亲和弟弟是一起的,我和父亲、哥哥是一起的。我一直觉得弟弟多余,尽管他一直乐呵呵地喊我“姐姐”,我也没那么亲他,因为只要他喜欢的东西我就必须让出,直到我八岁那年。

  雨后的下午,孩子们都跑到小水坑边玩,一个男孩子不小心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我全身都是泥巴。弟弟看到了,冲过来就打那个男孩。我突然觉得,有个弟弟其实也不错。

  上小学时,我和弟弟相差一年。那时候,偏僻小山村里常常有狼出没,经常听说狼跳进猪圈吃了小猪。小朋友们上下学都要结伴走,好在我有弟弟。他像个大人一样,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勇敢地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左顾右盼地看,心想,如果有狼我就提前跑。小学五年,我们都一起上学放学,那个勇敢的男孩拿着长棍,始终走在我的前面。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一些画面永远定格在记忆深处。上中学后住校,离家4公里。那时,学生每月要向学校的灶房交30斤小米、20斤土豆。乡间交通不便,这些全靠母亲步行背到学校。有一段时间,母亲带着弟弟往学校送粮食,两人轮换着背小米和土豆。放下粮食,看着他俩离去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

  多年以后,我北漂了。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弟弟几乎每晚都要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在微信里跟我说话,让我感到家人一直都在身边。

  离家八九年,我的房子一直闲着,每年大年三十,弟弟会去我家贴春联,还在门上贴个“福”字。每次回家,看到崭新的春联,我心里就暖暖的。

  每年回家几乎都在国庆节。别人都来北京旅游,我却跑回乡下收秋,只因父母种着几亩薄田。三个孩子,我和哥哥都在外地,只有弟弟留在本市,家里春种秋收的活,自然是他和弟媳干得多。每次秋收都会接到弟弟的电话:“姐,你也不回来给你妈收秋?”我则厚着脸皮回答:“我小时候没有多吃过奶,也没有长高,没力气干农活。你把我的奶水都吃了,你替我干吧!”弟弟就在那边“嘿嘿”地笑。

  家里有这个“多余”的孩子,我才得以安心在外,晚上才能踏实地睡觉。正因为这个“多余”的孩子,我轻松了半生。现在看来,这个孩子一点也不多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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