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少数，母亲再忙，再顾不上管家，我们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母亲是党员嘛，就得先顾单位那个大家，再顾我们这个小家。我们姐弟四人都是姥姥一手带大的，在我童年记忆里，母亲就是公家的人。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她过去常说的话：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耄耋之年的母亲说起我姥姥，说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姥姥因中毒性痢疾导致昏迷不醒，在山大一院急诊抢救苏醒后，又住院14天，出院当天下午，单位就派母亲去榆社搞外调。

　　人出差了，心不踏实，母亲住在榆社的招待所里，每天晚上都梦见我姥姥去世了。那时，家里没电话，母亲给单位挂了长途，同事去了我们家，告诉母亲姥姥可以下地了，她这才不做噩梦了。

　　她每每这样说时，我总要半开玩笑地逗她：“妈，你就是傻！要我呀，就会正色和领导说，我妈就我一个孩子，又刚出院，我不能去。在您那个年纪，独生子女可像大熊猫一样稀缺呀！现成的理由你都不会找。”母亲恼了，变了脸批评我：“看把你能的！妈要像你这么落后，组织上也不会培养我，妈也不会有今天。”

　　的确，母亲能由一个农村姑娘成长为国家干部，入了党，还当了领导，都是扑下身子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出生于1936年的母亲，没有上过学，虽然学堂就设在她们家院子里，但姥爷怕识文断字给母亲长上“隐形”的翅膀飞跑了，就不准她读书。家里没有男孩，她从10岁就开始下地干活，担水、送粪、种庄稼，什么粗活、累活、脏活、苦活都干过。母亲的老家在柳林，那里山多，为了去地里不绕路，她硬是自己用䦆头和铁锹，从沟底到山顶，砍出条能容一人行走的羊肠小道。全村人只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会用牛耕地，那个小的就是我母亲，当时她不过十二三岁。

　　除了地里的话，回了家，母亲也不闲着，纺棉花、织布、绣花什么都会。说来不可思议，母亲现在用的包袱皮和床单都是她当姑娘时自己织的。干完地里和家里的活儿后，母亲就躲进院里的茅房，偷听学堂先生授课。

　　母亲长到18岁，嫁给在太原工作的父亲时，她已暗中识了不少字。来太原后，党领导的扫盲运动，让母亲有机会大大方方地走进学堂，每天晚上7时至9时去南门外的八完小，听“妇女中级班”的课程，回家后，再熬夜学到深夜。常常是父亲教完她睡一觉醒来，看见母亲还在学。老师给母亲的批语是“天才就是勤奋”。

　　母亲来太原时，已在老家入了团，来太原后表现也很积极。那会儿她既没工作也没收入，可街道号召给军烈属捐款时，母亲当下就把自己补麻袋、锁扣眼刚挣到的2元钱捐了出去。后来，母亲在居委会做副主任兼治保主任，期间被抽调到一个展览会当说明员，母亲废寝忘食死记硬背，非但没有落在人后，还因表现突出而受到组织表扬。

　　一向艰苦的生活，养成母亲吃苦耐劳和自强自立的品性。1956年，大中寺珠宝玉器商店招工，街道办的同志问她：“这个单位都是老婆婆老汉汉，单位性质又是公私合营，你愿意去？”母亲干脆地回答：“愿意！”当时，她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干什么，都要去！坚信“功不枉苦，地不哄人”，只要自己好好干，干什么都会有出息。

　　参加工作后不久，母亲就把姥姥、姥爷从老家接来同住在宁化府亲戚家的两间空房子里。因为家里没表，怕上班误点，母亲常常后半夜就不敢睡了，侧着耳朵听对门院子里一家钟表“咣当咣当”的报时声，有时听错了，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单位。

　　站在大中寺门前，20岁的母亲手里拿着一串串各式各样的珠子，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声喊着：“卖料珠珠啦，两毛钱一串串。”站在大庭广众之下售货的年轻母亲既不怕丢人，也不怕风吹日晒，组织安排干啥就干啥，干啥都能干出个样子来。

　　4年后，也就是1960年，母亲所在的珠宝玉器商店和信托商店合并，单位性质也由公私合营变为国营。也是这一年，24岁的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她们那批参加工作的人里唯一一名党员。调到太原市百货公司下属的合作商店后，母亲任指导员，负责服装和口罩两个加工部。在她任职期间，从未评过先进的服装加工部第一次评上了先进单位。改革开放后，母亲又调到桃园商店任经理，也干得风生水起，不辱使命。后来，母亲在南城百货公司化工商店联合党支部担任书记多年，直至退休。

　　母亲一步一个脚印，从售货员到门市部主任再到商店经理，从支部干事到指导员再到支部书记，不论在哪个单位，不论在什么岗位，都能近乎刻板地严格要求自己。有年正月初二，轮母亲带班，初一晚上摔伤腿的她，疼得喊叫了一夜，我们都劝她不要去上班了，她摇头，固执地拐着一条腿去了单位，下班后才去医院打了小夹板。

　　1993年母亲退休后，单位很长时间发不出退休金，她不等不靠不要，用1万元开了间小卖部，母亲名叫李志英，因而就把商店的名称定为“志胜商店”，由此也可看出老骥伏枥的母亲永不服输的顽强性格。

　　让我们几个子女尤为难忘的是，没有退休金的那段时间，母亲也总能按时交纳党费。她说，既然入了党，就是讨吃要饭，也不能落下党费。除此之外，只要有社会捐款，母亲也总会默默地拿出她的积蓄积极参与。去年疫情期间，已经84岁的母亲又以老党员的身份自愿捐了100元钱。2002年，母亲单位的退休人员全部纳入社保，工资补发下来后，她逢人就说，还是共产党好，不上班每月还拿这么多钱。

　　母亲老了，眼睛越来越不好，已经看不清她获得过的各种奖章和证书。我回去后，她经常拿出来，让我念给她听——除了各种类别的先进证书、优质服务竞赛立功证书之外，最多的荣誉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那天，当她又整理证书时，突然接到迎泽区经信局的电话，说要颁发“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

　　这个消息，不仅让母亲高兴，也让我重温了儿时的荣耀。我们的母亲虽然平凡，却一生信仰坚定，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光荣在党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