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在今天根本不算什么事，连小孩子都可以举起手机随意拍摄,但是以前，照相却是件稀罕的事情。

　　1957年夏天我初小毕业时，我们四年级全体同学与刘君山、霍如兰两位老师一同照了张毕业照。这是我第一次照相。那天早晨，母亲把我早早叫醒，督促我洗完脸，换上干净衣服，又用木梳把我头上的“马鬃”梳了又梳。就是在那一次，母亲告诉我，她一生中只照过一次相，那还是在日伪占领时期，日本人要发所谓的“良民证”，“村公所”强迫老百姓都必须照，而且每人还必须交二升小米的“照相费”。抗战胜利后，“良民证”和上面的照片都不知丢哪去了。她还说，等有了钱，咱全家也去城里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可惜她这个愿望，直到1962年去世也未能实现。

　　太阳还没出山，我们早早来到学校，据说这个时间的光线最好。教室的窗前挂着一块大大的布景，上面有楼房、树木，工厂的烟囱冒着烟，天上还有一架飞机。我和同学们诚惶诚恐地坐在布景前，眼晴盯着前面由三条腿架起来的“机器”。照相的是我同学刘耀水的大哥，学校专门从城里请他回来的。只见他头蒙着黑布在“机器”前摆弄一番，然后手里捏一个皮球，叫大家不要动，眼睛不要眨，只听“啪”的一声，说“好了”，照相就结束了。

　　当时我没钱加印，照片一直未能看到。直到40多年后的2002年8月，我到宁夏出差，与在宁夏石嘴山市工作的刘耀水同学电话联系，他告诉我他保存有这张照片，我欣喜若狂，请他给我复印一张。第二天，我们在沙湖见面时，果然看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写的时间是1957年6月12日，照片中除两位老师外，全班21名同学全部到位。我在第一排右二位坐着，头上留着“马鬃”，裤子的膝盖处打着补丁，脚上的布鞋已开了花，紧张得两只眼盯着镜头，两只手规规矩矩地平放在膝盖上，只有脖子上的红领巾和口袋里别着的钢笔能证明我是个小学生。

　　两年后的夏天，我高小毕业。由于毕业证和初考的准考证上需要贴照片，学校从县城请来照相师傅拍照。这虽是我的第二次照相，心里还是很紧张。照片洗出来后，同学们都说我的照片“走相”了。走相就走相吧，我也没当回事。一天，刘耀水看到我的照片，说照得很糟糕，正好他的照片也没照好，约我一同进城找他哥重照一次。我心里打鼓——这张照片的钱我还没交呢！他不听我解释就拉我上路了。我们进城来到他哥哥工作的照相馆，当时正是下班时间，他哥哥把门关上，精心地调光、换景、摆姿势，用了很长时间。一周后，刘耀水把照片递给我，还特别声明不要我的钱。我一看照片，果然照得好，为此还暗自得意了好长时间。

　　此后在上高中、大学以至参加工作后的很长时间，照相的机会虽然比过去多了，但还是停留在工作需要、证件需要或遇重要事情才可能照一回。

　　上世纪90年代初，女儿正在师范读美术班，在她上摄影兴趣课时，老师让学生们自己用照相机拍一些主题照片进行比赛。当时照相机还属于奢侈品，远未普及到家庭。当女儿周末回家对我迟疑地说了摄影兴趣课的要求时，我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心想一个小娃娃家要什么相机？周日下午，我送女儿回学校，当看到她期待而又胆怯的目光时，我的心软了，于是拉她进了商店。商店的相机很多，有国产的、进口的，品牌也是五花八门，至于价格，成百的、上千的甚至上万的都有。可我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就给她买了一部二三十元最便宜的简易相机和一盒最便宜的胶卷。女儿如获至宝，连蹦带跳地去了学校。又是一个周末，女儿的同学们到家里来玩，当同学们拿出获奖摄影作品热烈地谈论、比较时，我才知道女儿的作品没有入围，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同学的相机比女儿的好，照片的效果当然要比女儿的清晰多了，是我的“凑合”影响了女儿的比赛。这件事至今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女儿。

　　随着时代的进步，照相机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现在，手机成了拍照最为便利的工具。当像素、双摄、AI 摄影这些词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时，说明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我退休后，女儿已给我换过多部手机，从普通到智能，从3G到4G，5G也在向我招手。现在拍照效果会自动设置为最佳，拍照变得更简单，真正实现了随心所欲。而且，借助网络，拍照可以随拍随发，通过网络快捷传输，即时就能在网络平台发布或与亲朋好友分享，再也不用经历必须拍照、冲洗、加印等漫长过程了。

　　在新时代的今天，我国的高科技已发展到升天、入地、下海，照相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但从这件小事的发展变化，也能看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看到人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看到人民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追求。

　　我可以欣慰地告诉母亲，我们今天的时代同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您盼望的日子我们不仅早已实现，而且早已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