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钱迷”——钱锺书之迷。最爱看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围城》。手头此书的版权页上，标明1980年11月出版，实则提前上了市。当年10月下旬，我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书店里就买下了。买下就看，很是喜欢，往后有新版本出来 ，或是相关的书籍出来 ，常是见了就买。比如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围城〉汇校本》，虽多有诟病，我还是买了且珍视之。因为有了这个本子，就等于有了1947年晨光出版社出的初印本。

　　1980年出的这个新本子，学界称之为重印本。出版前，钱先生说他“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围城·重印前记》）。应当说，许多修改是增色的，但也有不少句子改坏了，至少是不甚妥当。兹举数例，以就教于高明。以下文中，黑体字是初版本上的句子，对照着说的，是重印本上的句子。

　　1.（方鸿渐）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的旧历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的比往年厉害，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是民国二十六年。

　　重印本中，“民国二十六年”后加“［一九三七年］”。写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春夏秋冬，往往含糊不清，写上年月日，什么都有了。而写个年月日，是最无文学意味的。钱先生的这个办法，可说是将年月日糅合在情景描述中。无意中说了个“一天”，趁便说是七月；因为热，便有了“兵戈之象”；何以如此？因为这是民国二十六年。这样一来，说出年份，不是累赘，而是必须。重印本加上“［一九三七年］”，想来是进入新社会几十年，怕年轻人不知“今夕是何年”。虑事是周到了，行文上则是多了一个累赘，让人以为看的不是小说而是学术论著，遇上个“随文注”。写民国的事，用了民国纪年，恰是一种语境。此处标注，大可不必。

　　2.又忙解释一句道：“这船走着真像个摇篮，人给他摆得迷迷糊糊，只想睡。”

　　重印本中，“又”字改为“她”。这是钱先生从了俗。小说叙事中若下一句顺势即知主语为谁，多以略去为佳。尽量少出现名字，和代名之词的他、她等。以此理而论，初版本上面见了鲍小姐的名字，此处用“又”是对的。钱先生此改，或许是考虑到当时的阅读习惯，实则大可不必。

　　3.八月九日下午，船到上海，居然战事并没有发生。

　　“居然”一词，重印本改为“侥幸”。“居然”有“庆幸”的意思。此前已战云密布，天天都有开战的迹象，到了八月九日，竟未开战，用“居然”甚合书中人物的心态。作者如此落墨本无不妥。重印此书，顺手修改，将“居然”改为“侥幸”，语义是平和了，那种钱式的反讽也就没了。

　　4.孙小姐长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太开，使她常带着惊异的表情。

　　“长脸”，重印本加一圆字，成“长圆脸”。这个地方，按说不必讲究，长脸不会像个驴脸，圆脸也不会是用圆规画下的。再就是，无论旧小说新小说，描摹女子脸型，绝少用“长圆脸”。长而圆，下巴较额头窄，那就是瓜子脸，再长就是锥子脸；下巴的宽窄略等于额头，那就是冬瓜脸了。若一开始就写了个长圆脸，可说笔下有误，虑事不周。此处却不是，是已写了长脸，初版本未改，几十年之后出重印本才改，只能说有意为之。究其心思，只会有两种情形，一是与别的人物区别开来，一是适应书中的描写，比如下面说了“两眼分得太开”，若长脸则所分尺度有限，圆些才会分得更开。与别的人物区别开来，又分两种情形，一是书中人物，一是真实人物。这里是在书中，且详加探讨。书中着力描写的女性，只有两位，一是苏文纨，一是唐晓芙。写唐晓芙在第二章，出场就写到了，说“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对苏文纨没有这样写到脸上，但我们从一些描写的句子上，得到的观感是，整体修长而单薄，同比例分配，脸型也该是瘦长而清秀。这一层，从第八章在香港赵家再度出现的样子，也可得到反证：“苏文纨比去年更时髦了，脸也丰腴得多。”现在胖得多，过去必是瘦得很。重印本修订时，将长脸改为长圆脸，显然是往唐晓芙这边靠了靠。好多探讨文章都说，唐晓芙是书中唯一未有微词心存爱意的女性，还有人认领，说是像了她云云。再说可能虑及的真实人物，一是疑似与钱有恋情的赵萝蕤，一是定格为钱夫人的杨绛。这上头，易遭物议，不说也罢。总之，无论何种情形，都是个不必，只能说作者用心绵密而不可名状。

　　5.那女人把孙小姐从头到脚的打量，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志士的胸襟，上面疏疏地缀几粒娇羞不肯露脸出头的黄牙齿。

　　重印本里，“志士”改为“侠客”。有个情况读钱著少的人或许不知，《围城》刊载及出初版本，曾受到进步文化人士的激烈批判。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初，钱先生不愿重印此书，说写得不好，只能是托辞；当年批判此书的人大都健在，不愿再度授人以柄，也该是难以解开的心结。不得不允诺重印且修订之际，他自然明白该改些什么词语，什么句子。相对于“志士”，“侠客”通常谓之一介武夫。略一思忖，笔头便偏向了保险的一边，嘴再尖的男人也无从置喙，舌再长的妇人也难以诟病。只是如此良苦的用心，是艺术的忠诚，还是世俗的权衡，尚难遽下断语。再，志士免了嘲讽，而侠客又何辜无端受此奚落？又再，即视侠客为一介武夫，下文的“胸襟”岂不失了着落？至少也是不太匹配。

　　6.鸿渐看见一个烤白薯的摊子，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买它罢。忽然注意有人做成这摊子生意，衣服体态活像李梅亭，仔细瞧，正是他，买了山薯脸对了墙在吃。

　　重印本中，“有人做成这摊子生意”，改为“有人正作成这个摊子的生意”。先不说改后的句子，说改之前的。这是个口语句子，简练，一个“的”字都没有，一看全明白。“做成这摊子生意”，不管是看字还是听音，都明白是在这个摊子上买下了白薯，不会理解为掏钱把这个摊子买下了。改后的句子，加了三个字，分别是“正”“个”“的”。一个一个地说。“正在作成”，时间明确了，表示交易正在进行中，可后面的“脸对着墙在吃”，岂不到了另一个时间点，怎么可能同时看到买又看到吃且立马判定其人为李梅亭？加一“个”字，成了“这个摊子”，莫非此处还有另一个烤白薯摊子？第三，加了个“的”字，成了“这个摊子的生意”，莫非不明确标示生意与摊子之间的从属关系，李梅亭能把摊子买下吃了？几十年正确语法的熏染，积久成习，生是把一个活泼的口语句子，改得了无生气。

　　7.（高松年说：）“别说他们还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养了孩子，丈夫的思想有问题，也不能罪及妻孥……”

　　重印本中，“养了孩子”，改为“生了孩子”。我以为还是“养了孩子”好，次之，“养了小孩子”也行，独独这个“生了小孩子”没有道理。“养了孩子”是口语，重在完整的表达，连生带养都有了，再怎么也不会有歧义，让人认为是领养了别人的孩子。明确了一个“生”，成活与否，尚在两可；若生而不活，“罪及妻孥”的“孥”字便没有了着落。写小说，笔锋犀利之人，多是前后照应，自然成文，过后修订，多半会顾前不顾后，让文气打了“格登”。

　　8.鸿渐忽然想起一件事，说：“咱们这次订婚，是你父亲那封信促成的，我很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把它检出来。”

　　重印本中，“检出来”改为“拣出来”。实则不必改。检，翻检的意思，正是找书信的常规动作。“拣”是拣拾，是一下子拿起，纵有“挑拣”的意思，其对象也不会是书信。这种地方，写下什么，就是什么，细一思忖，常会觉得不妥，要改了。三联书店的《钱锺书集》，有一册为《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正文前有一帧钱的手迹，题为“石语”，正文仅一句话：“绛检得余旧稿，纸已破碎，病中为之粘衬，圆女又订成此小册子。”绛即其夫人杨绛，之后的动作用语，不就是个“检”字吗？

　　9.（孙柔嘉说：）“快去罢！他提拔你做官呢，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我们是不配的。”

　　重印本里，“我们是不配的”，改为“我们是配不上你的”。此一刻，孙柔嘉是夫妻吵架说气话，拿赵辛楣挖苦方鸿渐。既说了“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接下来的“我们是不配的”，定规是说她配不上方鸿渐。这里的“我们”，是汉语语法的一个特例，复数词语用作单数自指，多用于弱势的一方，增加委屈的情感。比如京剧《梅龙镇》里，正德皇帝调戏了民女李凤姐，李唱道：“军爷说话理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钱先生年轻时是顺势写下，自然无误，到了这把年纪修订，觉得明明一个女人，怎么能自称“我们”，没有多想，便改为“配不上你”，让这个“我们”在对应上缩为一人。考虑是周全了，女主人委屈的情感就减弱了，不能说不是百虑之一失。

　　10.方鸿渐和衣倒在床上……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裹紧，像灭了灯的夜，他睡着了。

　　重印本中，“像灭了灯的夜”，改为“像灭尽灯火的夜”。此一改动，全无必要。这里说的是方鸿渐在妻子走后，发泄一通，精疲力尽，和衣躺在床上，不知不觉间睡着了。朦胧中，其感觉的程序先是昏天黑地合拢，继而裹紧，终于坠入黑沉沉的睡眠之中。此刻的感觉，“灭了灯”是一种泛指，如同我们平常说的“黑灯瞎火”。你不能细究，说这儿灭了灯，天黑着，别处的灯不灭，会有光线照过来。为了周全，叫天全黑，就得“灭尽灯火”。这上头，只能说老先生多虑了。

　　历年下来，读《围城》札记共有一百多则，多是赏析，腹非之处，当然不止这么十则。有的较为复杂，一写就长，只有舍弃。我不敢说我的感觉全是对的，极有可能是佛头著粪，亵渎前贤。不管批评者说什么，我都打心里喜欢，毕竟是你看到了这篇文章，知道世上有人对钱先生的书还能说道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