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在题为《作为哪吒的文学》的演讲中说：“文学的边界是变动的”，“文学必须是活的，文学要向时代、历史和变动不定的人类生活、人类经验开放，文学不能自律起来、封闭起来，不破不立、又破又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一个时代的生活、感性、想象、话语和思想中，那个文学的幽灵、文学的风如何闪现和吹动，我觉得这是比文体、文类等更为根本、更为紧要的问题。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发现和发明新的文学性”。

　　此般认知与观念，是今天精神文化生活选项无比丰富的全新时代语境下，对“文学式微”“文学边缘化”阴影的回应，它折射出的是文学在当下自我突破、自我革命的意识和勇气。这不仅有必然性，甚至有紧迫性。李敬泽在其新著《跑步集》中探索和实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文学性”乃至新的“文学评论性”：文学评论的写作者突破了以往知识生产型的范式、惯性与腔调，而回到中国古典的“文”的传统，回到质朴而有效的“言谈”甚至“声音”维度，直接“说”出他对文学的理解、关于文学的见识。

　　事实上，类似的声音（或者说，对此种声音的“呼唤之声”）一直存在，甚至在持续叠加，它们直接指向着文学评论自身。刘大先在一篇题为《文学评论的形态应该是参差多样的》的对谈中表示，他理想中的文学评论，应当“由文学文本生发引申到社会、政治与历史，从而走出了审美的局限，将文学作为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评论也就跨出了文学的局限，成为一种可以为其他门类艺术乃至其他领域的人所汲取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何平在新著《批评的返场》序言《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中提出“文学批评不能简单等于学术研究”，要有“野蛮生长”和文体自由写作。因此，他呼唤“身体力行的行动和实践的文学批评”，评论家要“在文学现场”，“作为文学现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参与时代的文学生产，并生产出自身的形象。王尧《跨界、跨文体与文学性重建》里的观点与此相通：“如果‘学术’是研究‘文学’的，‘学术文体’是否可以有‘文学性’？在中国的文章传统中，表达思想、价值、知识的文体其实是多样的……之所以把‘学术性’和‘文学性’纠缠在一起，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者在互动中循环，学术性和文学性常常会相互定义，并影响着文学文体的演变和文体内部各种因素的消长。”黄平则从更技术性的“实操”层面谈及“破圈”以及“文学评论性”的新形态呈现可能，他从自己在网上开栏讲课的经验说起，指出“既不能‘启蒙’，也不能‘迎合’，‘破圈’的难点，意味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这是我目前也没有找到的，我目前能做到的是去了解，去倾听——‘破’的不是圈，是圈里的我自己，是我所熟悉的书房里的一切。”一言以蔽之，文学理论评论，同它所惯于谈论的文学一样，都需要走出舒适圈、走出惯性的言说套路或生产逻辑，去获得自己更新、更宽阔的生命活力。

　　此一话题的背后，乃是文学理论评论（以及整个文学）基本的、却也是莫大的抱负，正如李敬泽所说：“文学应该是哪吒……这个少年是革自己的命，他抛却已有的一切，走出他的庙宇和城邦，进入广阔原野，越过种种界限，获得一个新的心。他脱胎换骨，然后在原野中，摘一枝荷花，或随手摘一枝别的什么植物，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体、获得一个新的身体。我想，这应该就是新的、投入这个时代伟大变革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