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天，马烽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曾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用他的形象的说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主张强加于别人，但他自己选择的路子决不改变。总结马烽60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让农民读者喜欢，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
马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欣赏故事性强的作品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他的态度是：“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即使你的作品内容再好，艺术性再高，农民群众不接受，也就失掉了最广大的读者群。”马烽是要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他把自己的读者受众定位于农民，不仅是因为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还因为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马烽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最早也最能体现马烽为农民写作思想的，是他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他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相传于群众当中。马烽、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1945年春天，马烽和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农民群众喜欢的、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1945年6月5日，《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每周一回，到次年8月20日全部刊登完，共95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山味，人物与情节经过马烽、西戎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
《吕梁英雄传》在报上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曾回忆说，《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期间，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鸡叫，故事里把敌人“挤”走，大家才算满意了。
这部作品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其原因正像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评介文章所概括的：“是因为它所写的晋绥人民杀敌保家的事情，都是当地老百姓熟悉的事情。‘七七’以后，晋绥军仓皇溃退，吕梁山脉桦林山康家寨沦入敌手，无辜人民遭敌烧杀、抢掠。一直到一二〇师东进，组织民兵，反掉‘维持’，实行劳武结合，战胜敌人的‘扫荡’和破坏，而创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晋绥人民都是亲身参加，亲身体验过的，他们不仅从书里看到自己走过了怎样艰苦、崎岖、危险的道路，经历了如何惊心动魄的残酷复杂的斗争，而且从书里认识了自己，肯定了自己，也教育了自己。”
1946年，马烽、西戎整理了前37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跟国民党和谈时，为了让大后方的人们了解根据地的八年抗战经历，了解敌后人民群众同侵略者以及伪军的顽强斗争精神，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并由重庆大众书店翻印出版。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好评。
1949年初土改结束后，马烽、西戎集中了一段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95回压缩为80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
后来，马烽和西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以后，隔几年印刷一次。
马烽在写作《吕梁英雄传》过程中体会到，让农民群众喜欢阅读，首先要在语言上做到通俗化、大众化。因此，在写完这部作品后不久，他曾写过一篇创作谈文章《漫谈学习群众语言》，其中一段话说：“学习群众语言，了解群众语言，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大众化文艺工作者起码的条件。学习群众语言的目的，就是要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写群众自己的事情，给群众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没有改变这样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