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尊和义方彝是山西近年来发现的两件青铜珍品，也是目前山西所见西周时期年代最早的青铜礼器。器物体型稳重，造型复杂，纹饰精美，庄重典雅，铸造于西周早期的武王至成王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礼制和青铜器铸造技术、艺术等方面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

　　义尊整体造型为筒形三段式，自上而下饰四条钩状扉棱，敞口，方唇，鼓腹，圆底，下接圈足，圈足下为矮凸台。通体浮雕，有云雷纹为底，上部饰蕉叶纹，腹部饰兽面纹。下部饰鸟夔合体纹，鸟纹为主纹，夔纹为辅纹。圈足上饰兽面纹在殷墟青铜器中未见，应是进入西周以后的创新。

　　义方彝器身为长方体，身部微鼓，颈部和圈足饰夔纹，主体纹饰为双层卷角的兽面纹；器盖为四阿形，四面主体纹饰均为大兽面纹。器身和器盖的四隅及正中均带有长钩状扉棱，这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带提梁的方彝，专家将其誉为“国之瑰宝”。

　　义尊和义方彝的纹饰极其精美繁缛，都饰有夸张的勾云状扉棱、合体的夔龙纹和鸟纹。最为精彩的是，器物腹部的主题纹饰为带有复杂枝蔓的兽面纹，这些都是商代殷墟文化末期出现的新风气，在西周早期也颇为流行。

　　义尊和义方彝的另一个特点是器身上的扉棱非常夸张。商代青铜器上的扉棱一般都是微微凸出器物表面一定高度，主要是为了遮盖、联结铸造青铜器时范与范之间的缝痕，将青铜器纹饰均匀分割开，形成视觉上的协调，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装饰艺术。反观义尊、义方彝的扉棱，凸出器表很高，有一种刻意为之的粗犷倾向。有学者认为，这是西周初期的王朝统治者有意通过此种形式体现出本朝与商王朝的不同，也间接折射出周王朝作为胜利者内心的喜悦和张扬。这也成为判断西周早期器物的一个旁证。

　　义尊与义方彝器的铭文基本相同，寥寥20余字，但其中蕴含了非常多的珍贵历史信息。大意是：在西周武王某年第十三个月丁亥这一天，武王赏赐给“义”贝币三十朋，“义”用来铸造了这两件青铜器，祭祀自己的父亲“乙”。

　　目前发现的带有“武王”铭文的青铜器屈指可数，如国家博物馆藏利簋、大盂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作册大鼎，上海博物馆藏德方鼎等。尤其是“武王”的写法很特殊，“武”与“王”两字形成一个“珷”字，成为武王的专名。西周时期只有文王、武王这样功勋卓著的周王才享受如此高的荣誉。对于“义”这个人的官职、身份和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们目前尚无从查考，但能受到西周武王赏赐“贝三十朋”，这在当时是非常丰厚的奖赏，也说明了他的身份并不低。

　　铭文中的“父乙”和族徽“丙”，是以甲、乙、丙、丁等天干来命名的。此为“日名”，“日名”和使用族徽铭文都是商人的习惯。据此可知，义应该是商人族群中丙族人的一支。丙族器物在山西灵石、河南安阳、陕西宝鸡都发现过，尤其是山西灵石旌介发现的三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大量带“丙”字族徽铭文的青铜器，说明丙族人先后在商周王朝的核心地区活动，也有一支丙族人在山西活动。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资料，我们有理由认为，义在西周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武王对义有如此厚重的赏赐，义也将此事作为家族的荣耀，铸造了尊和彝，并铭刻文字以记载受到赏赐的事情，祭告先祖、传颂于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