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以后，原在陕北地区的西河郡治和南匈奴单于王庭被汉朝廷迁至吕梁山区。西河郡治在今吕梁市离石区，南匈奴单于王庭在今方山县南村遗址，即左国城。东汉后期至西晋末年，南匈奴部众在吕梁山定居150年之久，其活动范围覆盖吕梁山区、汾河中游谷地等大片区域。西晋末年，南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赵国，首次开创了以胡族为主体、胡汉联合的政权模式，开辟了十六国、北朝政治体系的先河。因诸多原因，北方胡族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汉赵国如彗星般陨落。但南匈奴部众在失去上层统治者之后，仍继续活动在吕梁山—汾河一带。刘渊是南匈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匈奴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也自然成为祭祖活动中的重要神明。

　　难得的是，经历1700年沧桑，刘渊祭祀场所，至今还能在山川之间寻到历史遗存。

　　2023年深秋，我从文水县城出发，沿三道川一路西行，约2小时后抵达下庄附近。村东的黄色岩石绝壁上有座条石堆砌的堡垒，刘王庙碑即在其中。堡垒建于这处山崖绝壁顶部，为不规则圆形，南侧因濒临悬崖而未筑墙，其他三面墙体断续坍塌，每边长不过百米。站在这里俯瞰三道川，周围山川尽在眼前。向东可遥望文水县城，向西可看到在此转向北方的河谷，通四十里跑马墕，再向北至南云顶山，其南部一处绝险山岬即刘渊山。

　　下庄东的这处堡垒是控制河谷的绝佳之地，在古代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堡外东南侧有条石较整齐的小石屋遗址，面积仅有几十平米。前部淤土中赫然一通满是苔藓的圆首石碑，碑面朝东。近前拂去碑面灰尘，识读碑文，正是刘王庙碑。目前可见碑高约120厘米，淤土碎石尚多，估计底座还在下面，待清理。碑身厚约12厘米，宽约56厘米。地表可见尺寸较大的砖瓦残件，初步判断可能为明代构件。

　　逐渐清理积土，发现碑文还可大体识读。碑首竖书“善成福至”。正面碑文为《重修刘王庙碑记》。正文后上排、中排、下排、碑阴均为功德主题名。

　　由碑文可知，此碑为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立，碑北边的条石围砌的小石屋遗址，应即为刘王庙原址，就其条石风化程度来看，较堡垒多有苔藓覆盖的条石墙体要晚。碑文中的黄崖底村应即为现在的下庄村，而这处黄色岩石形成的山体绝壁应为黄崖底之名的来历。碑文载“自纪之正统年”，或是清嘉庆年间立碑时，尚存明正统年间的碑刻。

　　碑文虽未提及刘王是哪位历史人物，但结合这一带的刘王庙碑有关遗存的情况看，这座下庄东部山崖是一处明显的制高点，在此建堡具有明确的军事目的。目前已知的刘王庙也多在相似的高点位置。

　　绝壁西侧河谷对面的山体，当地人称刘王坡。时代久远，村民在清代重修时已难以说明刘王来历，但刘王崇拜历代传承有序。

　　本次发现的下庄刘王庙，应同刘王庙碑一道重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这一带的刘渊神庙还有刘家嶂村刘王庙、刘渊山上的神庙（已不存）、陈家塔和上四皓村的刘渊行宫等。

　　吕梁深处的三道川曾是南匈奴部众长期生活、居住的地方，刘王信仰，千年不坠。自刘渊山至三道川谷地也是刘渊祭祀地的密集分布区，这与匈奴后裔族群的分布和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67《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条》等文献记载，东汉末年曹操将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置于邺城，将南匈奴部众分为五部居于汾河流域，其中的中部驻在大陵（大陵故城遗址范围在今文水县和交城县交界处）有6000落，如按照一落5人计算，这部分中部南匈奴部众即有3万人左右。在当时人口超过一万的县即为大县。南匈奴中部居于大陵的时间如按照自东汉末年建安二十一年（216）至西晋永安元年（304）刘渊起兵时计算，至少有88年之久。刘渊起兵后，一部分匈奴人随其作战，一部分匈奴人可能仍在山区游牧。三道川以北山区连接吕梁山核心区，与南云顶山、骨脊山、孝文峰、北武当山等连成一片，这里与位于方山左国城的南匈奴王庭亦不远，部分匈奴后裔留居此处山区是自然之事。

　　由此，下庄刘王庙遗址可以认为是这一带南匈奴系胡族后裔祭祀祖先刘渊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