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太原市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殷切期望。

　　太原是一座拥有2500余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锦绣太原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我们太原必须明晰的历史命题。深埋于地下1000余年的晋阳古城，静静地诉说着锦绣太原的前世峥嵘，发掘好、保护好、整理好、阐释好她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是我们探究这一命题的源泉之所在，也是我们坚定城市自信自强、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的精神动力。

　　晋阳是中国古代北方军事、文化重镇，曾为赵国初都、北齐别都、唐代北都、北汉都城，宋代词人沈唐赞曰“名都自古并州”。

　　公元前497年，晋阳肇建，一座初具规模的金城汤池巍然耸立。自此，晋阳城以其坚韧、雄浑、汇通、融合的姿态，昂立于史册1476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春秋末年，晋阳之战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成就赵国百年基业，拉开了“战国七雄”并立的时代帷幕。

　　西汉初年，在晋阳城生活17年的代王刘恒入主朝政，据其治代经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盛世“文景之治”，晋阳首次成为龙兴之地。太原东山西汉代王刘登夫妻墓为我国汉代大型诸侯王墓，汉代“事死如事生”，相信该墓葬的发掘将不亚于海昏侯墓成果。

　　北朝时代，作为东魏霸府、北齐别都的晋阳，时称“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可谓是一座关乎全局的国际化大都市，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积淀，对隋唐盛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龙山石窟、童子寺大佛、蒙山大佛等在这一时期雕造完成。20世纪后半叶陆续出土的娄叡墓、徐显秀墓、韩祖念墓、虞弘墓等北齐隋代墓葬，其文物之精美，研究价值之高，举世瞩目。

　　公元617年，李渊父子起兵晋阳，攻入长安，开启强盛大唐，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盛世“贞观之治”。晋阳再次成为龙兴之地，被设为北都，晋阳城的建设规模也达到了鼎盛，东西12里，南北8里232步，周回42里。晋阳宫城、大明宫城、仓城三座城呈“品”字形分布。城内采用里坊布局，河渠纵横，绿树成荫。唐代诗人欧阳詹有诗云：“并州汾上阁，登临似吴阊。贯郭河通路，萦村水逼乡。城槐临枉渚，巷市接飞梁。莫论江湖思，南人正断肠。”天龙山唐代石窟、太山龙泉寺舍利宝函等，都是这一历史辉煌的见证。

　　公元979年，宋太宗下令焚毁晋阳城，次年又引汾水、晋水漫灌，使之彻底损毁，无法重建。“晋阳”从此淡出历史舞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以来，中国有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农牧分界线，晋阳正处在这一分界线之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晋阳人，既有敦厚不华、勤俭好学的农耕民族特性，又兼具游牧民族粗犷豪放、刚烈尚武的风俗习尚。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晋阳人，以他们的勤劳智慧、英勇果敢、开放包容，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留下了他们的铁骨柔情。

　　名冠三晋的一代侠士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改名易姓、吞炭为哑、漆身为厉，屡次刺杀赵襄子不遂，再次行刺时被赵襄子发现，请求割其袍以报智伯，后伏剑自刎。他的忠贞不渝、知恩图报、舍生取义，感动了一代代志士仁人。“士为知己者死”“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也成为千古传诵的警句箴言。

　　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述：“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大诗人李白《少年行》诗云：“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又如李颀《塞下曲》：“少年学骑射，勇冠并州儿。”王昌龄《塞下曲》：“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并州儿”“幽并少年”“幽并客”，几乎成了豪侠尚义、勇武雄迈的代名词。

　　英雄不是个例。在晋阳城下，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保卫战，每一次都是慷慨激越、悲壮惨烈。水灌晋阳之战，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宋初赵光义攻晋阳，“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宋末张孝纯守太原，城中军民因困饿而死者十之八九，最后只好杀老弱充饥，燃骨充炊，战士们已是“倚壁瞠目，不能步走”……晋阳人民面对强敌，顽强不屈、殊死抗争的坚贞品格，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载。

　　晋阳人，不止英勇。大诗人李白在《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中写道：“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风俗远，盖陶唐氏之人欤？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北都晋阳地位显赫，生活在这里的有许多贤哲达人。大唐名相狄仁杰，新旧唐书都有大篇幅传记，范仲淹书《唐狄梁公碑》，唐人高适有诗《狄梁公仁杰》：“梁公乃贞固，勋烈垂竹帛。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待贤开相府，共理登方伯。至今青云人，犹是门下客。”晋阳历史上还出了诸多文化名人，有王氏史学文化世家， 有唐代杰出诗人、文学家王勃、王翰、王昌龄、白居易、温庭筠等，享誉中外。

　　晋阳人，独具匠心，开放包容。龙山童子寺有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佛阁建筑遗址。蒙山大佛是目前世界上有确切纪年、开凿年代最早、体态最大的巨型摩崖石刻大佛。天龙山石窟承东魏、北齐之余韵，开盛唐丰腴健美之新风，是佛教石窟逐渐中国本土化的典型实例，反映着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石窟艺术的卓越成就。晋祠博物馆藏《华严石经》乃唐译《八十华严》传世最古老的石刻祖本。刚刚开放的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再现了北朝时期的生活图景与社会风貌，映射了北朝时期“古丝绸之路”上多民族交流融合、东西方聚同化异的时代风华。

　　晋阳城毁灭两年后，并州知州符昭愿在晋阳城北25公里的唐明镇，建成太原府城，距今又是1000余年。宋金元时期，太原仍为山西都会，经济繁荣，因此留下“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的民谚。晋祠圣母殿、献殿，清徐文庙，龙山道教石窟群，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明嘉靖年间，设“九边重镇”，太原镇处于中心地位。此时的太原城，雄伟壮丽。明代史学家、独霸文坛20年的侍郎王世贞面对太原城池，惊叹道：“太原城甚壮丽，二十五睥睨作一楼，神京所不如也。” 清康熙《阳曲县志》载称：“崇墉雉堞，壮丽甲天下，昔人有‘锦绣太原’之称。” 太原纯阳宫、崇善寺、永祚双塔记录了此时的璀璨光芒。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地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石，是一个城市永续发展的精神力量，决定着一个地域的精神品格。

　　认识历史之厚重，感知文化之精神，离不开考古学。近年来，随着晋阳古城遗址发掘的不断深入，一些不同类型、功能各异的建筑基址、道路、水系等遗迹、遗存不断被发现，一批批门类丰富、造型精美、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建筑构件、生活器物、碑刻、造像出土问世，晋阳与太原古今对话、文脉勾连，不仅回答着“锦绣太原城”从哪里来的问题，也引领着我们思考向何处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