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斌
“两个太原”论,由明末遗民顾炎武首次提起。顾氏在其所著《日知录》中认为:“太原”一地,应作两处解读:除去指今山西太原外,另外又指古地“泾阳”(“泾阳”之地,有谓指今宁夏固原,又有人认为指今陕西咸阳地区之泾阳县)。对于顾炎武这个论断,笔者持否定态度,并在此逐一分析驳斥。
顾炎武“两个太原”论,出自他对《诗经·小雅·六月》“薄伐猃狁,至于大(通‘太’)原”的解释。
他在其所著《日知录》卷三《太原》一目中说:
“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以为今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求泾阳所在而后太原可得而明也。
考太原地为什么要“必求泾阳所在”呢?下面顾炎武引《汉书》《后汉书》等书曰:
《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颎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太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尔。计周人御猃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顾炎武意思是说,《六月》诗曰:“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说明猃狁的队伍到了泾阳,既然敌人到了泾阳,“计周人御猃狁,必在泾原之间”,周军就必须到泾阳与之对阵,“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晋阳在黄河之东,距离西周都城很远,“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所以,“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实际应该作“薄伐猃狁,至于泾阳”的理解。
那为什么诗人要写成“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呢?顾炎武认为,“太原”就是“泾阳”的别名,两个地名实际指同一地点。为了验证这一理论,顾炎武推论出一个证据:
“然则太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尔”——因为后魏时期泾阳曾被立为“原州”,之所以取名“原州”,或许原州古时候就叫“太原”。
顾炎武这个论断完全错误。
错在哪里?首先错在对《诗经·六月》的理解。一般认为,这是一首记述和赞美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北伐猃狁取得胜利的诗歌。尹吉甫曾率兵深入猃狁腹地,与之交战,取得胜利,保证了周王室的安定。
这首诗共六章,前面三章与我们争论的主题无关,关键的是“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以下。兹引该诗第三、四章于下:
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依顾炎武之意,既然猃狁军队到了泾阳,周军就应该在泾阳与之开打,所以,这里的大原就是指泾阳。但这种思维并不合逻辑。作为游牧民族,猃狁军队深入内地,首要目标是掠夺物资。他们东掠西抢,行踪莫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才是草原游牧军队的常态。从周朝军队角度思考,听到敌军已到泾阳,从筹措各项战略物资到正式出兵,不得需要若干天时间吗?在这个阶段,周军能不打听:敌军还在泾阳吗?即使还在泾阳,我们非要到那里决战吗?——以上我们是把猃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和“薄伐猃狁,至于大原”视作同一场战争来分析的。
除此之外,《诗经·六月》作为歌颂尹吉甫战功的一首诗,完全有可能是描写尹吉甫其人主导的几个对猃狁不同场景的战斗,亦有可能如晚清王国维所分析的,是一场战争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在泾阳打起,第二阶段决胜于太原。
顾炎武为什么非要将诗中两个不同方位的地名,生拉硬拽在一起,从而制造出一个“寇从西来,而兵乃东出”的军事假设?
接着,顾炎武根据自己的假设提出了“两个太原”的猜想:
《国语》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民于晋国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
顾炎武认为,《国语》所记载的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这个“太原”就是指泾阳。而《尚书·禹贡》篇、《春秋》一书及《左传》子产与叔向对话中提到的“太原”,才是今天所指的太原。前者为“周之太原”,指陕西泾阳;后者为“晋之太原”,方为今山西太原。
笔者认为,“周之太原”与“晋之太原”说,实属荒谬。
首先,“周之太原”属于时间概念(周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晋之太原”属于空间概念(晋作为周王朝统治地域的一部分)。由于对《诗经·小雅·六月》有关诗句极为偏颇的理解,顾炎武径直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把整体的太原作了一个割裂:周代的“太原”指泾阳;晋国的太原指今天山西范围内的太原。但顾先生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周代作为一个王朝,难道不包括晋国这个地域吗?西周春秋时期的晋国难道不属于周王朝这个历史范围内吗?把周王朝地域的一部分扯出来与周王朝相对立,能成立吗?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时空上对立的两个“太原”能等量齐观地同时存在吗?
其次,太原地名既在大禹治水时代形成的《尚书》之《禹贡》篇中已出现,直到春秋时期的晋国还在沿用。难道1300年后之西周末的宣王时期(禹在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周宣王在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27年至前789年),反在泾阳出现了另一个太原?而且这个太原竟为“古太原”?泾阳这个“古太原”难道能“古”过公元前2100年前大禹之时的太原?《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载籍,难道竟然有比《尚书·禹贡》篇之太原还古老的太原?
顾炎武仅据个人对一首诗8个字的理解的偏差,就主观臆想制造出“两个太原”。但就是这个荒谬的“周之太原”与“晋之太原”,成为有清一代直至今天,所有虚构“两个太原”伪史论的总根源。
疑古思潮是一种对传统历史观念偏激性的解读,这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会让真实的历史被湮没甚至被改造。所谓的“两个太原”论即是如此。对这种伪史论的来龙去脉,大有辨明之必要,否则我们会愧对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