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真

　　2024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太原市一座唐代“树下人物图”壁画墓的详细考古信息。该墓于2018年在太原市西中环南延工程旧晋祠路改造路段被发现。此墓葬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墓门、甬道及墓室四壁、墓顶、棺床均绘有壁画。这座唐代壁画墓是目前太原地区有纪年的唐代“树下人物图”壁画墓中最晚的一座，对研究太原地区唐代“树下人物图”的流行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太原地区唐墓“树下人物图”发现早、数量多，且内容难以识读，因而引起研究者极大关注，有学者称之为“太原模式”。

　　“树下人物”到底是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晋阳古城研究所所长龙真，有他自己的看法。

——编者

　　古人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建筑和随葬品均仿照世间，犹如生时，此乃历代之流俗。因地域不同，墓葬涉及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西安和太原是出土唐墓“树下人物图”最集中的两个地区，但两地的图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太原地区唐墓“树下人物图”发现早、数量多，且内容难以识读，因而引起研究者极大关注，有学者称之为“太原模式”。众多学者各显所长，观点众多，迄无定论。

　　目前，太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唐代壁画墓有20余座，全部带有“树下人物图”。其中，保存较好、资料较为完整的有17座；有确切纪年的6座，分别是赵澄墓（696）、郭行墓（700）、赫连山墓（727）、赫连简墓（727）、温神智墓（730）和乱石滩□（缺字——编者注）范墓（736）。另有龙山火葬场唐墓，由于墓志（砖质）文字漫漶，依稀可辨是唐开元年间。纪年墓以唐开元年间最多，没有纪年的墓葬，发掘者也大多将年代推定在初唐至中唐。

　　近年来，太原地区出土了一批绘画水平较高且保存较好的“树下人物图”唐墓，为这一题材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笔者认为，在太原地区唐墓中普遍存在的屏风画“树下人物图”，其中的人物应为墓主人。

　　有学者认为，屏风画“树下人物图”仅作为棺床上的一种装饰，内容为高士图、孝子图，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与道家修炼有关。但笔者以为，“树下人物图”有可能是将墓主形象代入人们熟悉的典故中以宣扬墓主道德高尚，类似于角色扮演的性质。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有限的空间内不需要任何歌功颂德的语言就可以把墓主人的德行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墓志铭中的“溢美之辞”。我们可以将“树下人物图”理解为“溢美之图”，其与高士图、孝子图之说并不冲突，可以理解为墓主之德堪比某孝子、胜似某高士。

　　屏风画“树下人物图”位于整个墓室的主位，是墓葬壁画中最核心的部分，而这一位置通常为墓主画像之所在。墓室中出现墓主画像自古有之，也是历代较为流行的题材，此点无需赘述。但为何到了唐代，墓主画像这一题材“不再流行”？纵观历史，也仅仅是唐代“不流行”，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宣和画谱》记：“画明皇者，不知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但止于秀目长须之态而已，又恐览者不能辨，则制衣服冠巾以别之。此众人所能者，不足道也。”“恐览者不能辨”是画师的心态，“制衣服冠巾以别之”则是画师常用的手法，也是众人之所能。再看太原地区“树下人物图”中的人物，服饰、样貌都基本一致，大有画师恐览者误辨而“制衣服冠巾以同之”的意味。所以每套屏风画中所绘人物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墓主人的可能性最大。再看南朝模印砖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八位贤士神态各异，样貌、服饰也有区别，作者还借助不同的道具，力求刻画出每个人物的特点，使观者能观其形而知其名，辨识度越高越是体现作者的水平。尽管如此，作者仍不自信，要将诸贤名讳题于壁上。而太原地区“树下人物图”受限于篇幅，绘画内容简而又简，使观者难解其意，即便如此也绝无榜题，恐怕是刻意为之。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贺西林认为，“榜题的缺位，或许是有意淡化和消解壁画的具体内容和故事情节”。榜题的作用在于凸显典故中主人公的身份，如此标注，虽易于观者辨别典故，但也会影响到对墓主人身份内涵的理解。所以，没有榜题，或是出于弱化典故中的主人公，而融入墓主身份的目的。

　　这些唐墓中，可以确定墓主身份的多为处士或有勋爵无实职的开国元从。这一阶层喜欢标榜自己的淡泊名利，喜欢与德高又不出仕的高士相提并论，“溢美之图”可能也是墓主未竟诉求的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