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民

　　近代著名地方史学者刘大鹏先生在专著《晋祠志》中说：“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清代大学者朱彝尊自清康熙四年（1665）第一次来晋祠，就一下子被这座山水园林大观迷住了，于是在随后25年间数次来晋祠考察和游览，成为游晋祠次数最多的古代文化名人。对晋祠随千年社会更迭而出现的空间布局和祭祀人物变化，朱彝尊非常关注，他敏锐地察觉到“圣母庙不知所自始”“唐叔祠反若居其偏”，晋祠名号发生的数次改变，一定也是这位大才子心中的谜团之一。

　　自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首次记述“唐叔虞祠”开始，1400多年以来，晋祠的名号发生了多次更迭。不断改名，恰恰表明任何朝代都不能无视晋祠的存在。

　　《水经注》里的太原古祠，名字是神主指向非常明确的“唐叔虞祠”；但到东魏学者祖鸿勋作《晋祠记》时，唐叔虞祠更名为“晋祠”，概念外延扩大了，内核却模糊了。

　　北齐，按《魏书·地形志》的说法，“晋阳……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晋水出焉，东入汾，有晋王祠”。由此可见这时晋祠的名字已经称作“晋王祠”。谁是晋王？难道唐叔虞这个时候被追封为“晋王”了吗？

　　北齐天统五年（569），后主高纬又将“晋王祠”改为“大崇皇寺”。这次名称变动，应该是高纬为了纪念伯父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和他的父亲北齐武成帝高湛曾经临幸晋祠。

　　到李渊、李世民父子建唐，“大崇皇寺”的匾额重新被“晋祠”取代。唐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重回太原，他在太原的系列重要活动之一，就是重游晋祠并撰写《晋祠之铭并序》勒石存记，以此告慰唐叔虞庇佑大唐立国的垂天之灵。

　　唐太宗这番操作，可能使后来五代时期的石敬瑭得到一些启发：后晋天福六年（941），石敬瑭把叔虞封为“兴安王”，改晋祠为“兴安王庙”，以祈后晋“国运兴隆”“安如磐石”。

　　北宋时期，晋祠进入一个频繁改名的时间段，3次给晋祠更名换姓。尤为重要的是，赵宋政权把晋祠长期供奉祭祀的神主，悄悄由唐叔虞换成从天而降的圣母。

　　宋太宗赵光义抹掉晋阳城时，晋祠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毁坏。为了安抚晋阳遗民，大约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太宗下令重建晋祠，4年后工程告竣。汾州人赵昌言奉命写了一篇《新修晋祠碑铭并序》，表明此时晋祠已复用旧名。

　　宋天圣年间（1023—1032），宋仁宗抓住悬瓮山地震发生“山摧”、落石砸毁晋祠主殿之机，在叔虞祠正殿原址建起圣母殿，而叔虞祠则被移到一侧较偏的位置新建。宋仁宗追封叔虞为“汾东王”，明抬暗贬，使三晋奠基者降格为汾东一地之主。

　　宋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索性把晋祠更名为“圣母祠慈济庙”，唐叔虞自此从主角变为一隅配角。

　　宋政和元年（1111），宋徽宗进一步提升圣母地位，加封“显灵昭济圣母”；宋政和二年（1112）七月，改赐“惠远”，晋祠又多了“汾东王庙”和“惠远庙”两个庙名。

　　赵宋几代帝王频繁为晋祠更名，其实目标是模糊晋祠的初始崇拜，偷换晋祠的祭祀主题，清除太原人的家园认同、文化基础和信仰基础，通过对太原百姓“去叔虞化”而使之成为大宋的驯服工具。

　　文化相对包容的元朝，“晋祠”和“汾东王庙”之名先后交替。元至元四年（1267）有《重修汾东王庙记》，元至正二年（1342）有《重修晋祠庙记》，这也表明元代晋祠的祭祀主角是唐叔虞。但此时享受香火的唐叔虞或圣母，主要职责是护佑太原不要出现旱灾。人没变，“职责”却变了。

　　至明，晋祠又改称“广惠祠”和“晋源神祠”。这时期晋祠祭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朱元璋“忠君孝亲、治人修己”治国理念的指引下，唐叔虞的母亲邑姜，成为享受供奉的唯一主神。

　　明景泰二年（1451），虽再次恢复晋祠旧称，但唐叔虞变得更加无足轻重。至此，邑姜独享祭祀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最终使晋祠的祭祀重心，从开疆拓土者变成播雨抗旱者，再变成生儿育女者，也就是从政治崇拜变成生存崇拜，再变成道德崇拜，完全背离了建祠祭祀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