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

　　如果中国没有长江与黄河，我想中国文化将是另一个样子。长江和黄河这两条大河的存在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理性与文化格局，这之中既包括了民俗的，也包括了庙堂典章制度的。如果说没有长江与黄河这两条大河的存在，我想中国的“二十四史”也将不存在。我们人类是逐水草而居的，漫长的历史，风吹云散转眼即逝，文化慢慢沉淀下来，形成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样子。河流文化与高山文化可以有个比较，墨西哥族群、印第安人部落，高山上的马丘比丘的存在，他们为什么把城邦建设在高高的山上？他们的文化形成与我们有什么不同？高山文化到了后来大多被历史湮灭了，给考古学家们留下了至今无法自圆其说的谜团。而我们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却一直发展到了今天，脉络十分清晰。

　　长江和黄河是不同的，倒退百年或千年，他们之间的不同就更加明显，语言与风俗，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和香烟缭绕对神祇们的信仰都各有不同，而越往后，文化上越日渐趋同。

　　长江、黄河这两条大河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动人的话题，时至今日想再找出它们由于地域不同而展示出的不尽相同的风采很难。我个人认为，作家应该是独唱者，只唱我自己的歌曲。

　　写小说，是个人的事情，写作是教不来的，只能靠自己来悟，但这不是绝对的，还是有一些可以让初学者受启发的经验。短篇小说是最讲“重量”和“结构”的一种文体。第一点，重量。短篇小说直接可以打动读者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重量，重量一是来自故事本身，二是来自小说中潜在的情感。第二点，就是它的结构性。短篇小说的结构性有它自己的不同于中篇与长篇的要求，那就是，看它的前边，是故事，是人物，是人物关系，是语言叙述，而看它的后面——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后面到底写了什么，触及了什么。前边是实的，是人物情节乃至细节，而后边是虚的，它只能让读者在读过这篇小说而想到。这个虚的空间，永远要比实的重要。

　　短篇小说不能把故事全讲明白了，你把故事全讲明白了还要读者干什么，最好讲一半含一半。对于读者而言，你不要低估他们。我的态度是，我写我的，你读你的，你要一下子全懂了，那我这个小说就写坏了。

　　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和《羽毛》谁也说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就是好。小说达到“好”这个水准并不难，而难以达到的是短篇要“妙”，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雷蒙德的这两篇小说就是“妙品”，许多评论家都想分析这两篇小说，但没有一个分析得好。其实有时候十分妙的东西不必分析，是反分析的，你分析它就是破坏了它。《大教堂》这篇小说，写一个盲人和一个女人还有那个女人的丈夫的事，他们一起看电视，盲人说他爱看电视，而且爱看那台彩色的。盲人有两台电视，一台黑白的一台彩色的，他说他平时总是喜爱看那台彩色的。这是多么出奇的细节，多么富有魅力。后来盲人又要那个女人的丈夫给他找来一张纸画教堂，他看得见吗？他看不到。而妙就妙在这里。这是一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好小说。小说的前边是那样一个故事，小说的后面呢，东西似乎更多。《大教堂》是短篇小说中的一个奇迹。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用肉眼看得见的生活是一个层面，而往往还有另一个层面我们看不到。这个不被人看到的层面，空间也许更加广大，好的小说就是要表达出这个层面的，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层面。伟大的作家总是善于揭示这一点，从而给人间留下不朽之作。

　　我们写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一定要注意它内部的空间，就是，你在前边写的那些东西都是为了后边那个看不到的空间服务的。看了你的小说让人想了很多或者可以说猜到了很多，那么你就是成功的。说到短篇小说的结构感，就是在讲它的“前边”与它的“后边”，你在“前边”点到，读者在“后边”想到，小说的重量感就出来了。没有那个非凡的空间，短篇小说就不会有它必须要有的那种结构的存在，没有这个结构，短篇小说就没有分量，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