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的“地方性”“地域性”研究，在上世纪风靡一时。近几年，又掀起地方文学研究热，“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文学”文学讨论声势浩大。

　　当然，这个新的地方文学的兴起，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更多的是“文化互看的反思性赋义”（何平语）。而现在更多的是，“‘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李怡语）。其精神内核是，“渴望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想把人的行为的复杂度以及背后涉及的当时的社会环境、精神状态背景结合……让小说的人物和整个时代发生更紧密的联系，再折射出时代的肖像，也即在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班宇、曾璇语）。

　　也就是说，只有在“地方”回应、呈现了那些总体性、普遍性或者具有价值衍生性与意义可现性的状况时，“地方”才是世界的。以“地方”的视角观察世界、发现地方、展现地方特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创造地方。地方不仅仅是被呈现出来的，还是被创造出来的，它深刻地植根于时间和历史的偶然性中，地方成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以及这种结果的具体化。它的核心是人——复杂而矛盾的人，也就是说，地方参与了社会生活与时代氛围的重建。地方性和现实性比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景观更为重要，比如葛亮的小说《燕食记》成为“新南方写作”的代表，王安忆、孙甘露的小说树起“海派文学”的标杆，双雪涛、班宇等打开“新东北文学”格局。所以说，“现在的地方性一定是在一种总体性意识和图景中的地方性，是一种自觉的建构和创造，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冲动，它最终与其说是指向地方本身，不如说是为了进入更大的空间，参与总体性的流通和交换”（李敬泽语）。

　　新的地方文学兴起，召唤山西文学的创造性写作，确立“新晋军文学书写”或“新晋地文学写作”。这是一种体现山西地理历史文化和晋人现实生存相互作用的，具有总体性、普遍性、时代感、现实性的创造性写作。其实，像蒋韵的小说、吕新的小说、王祥夫的小说、杨遥的小说、张锐锋的散文、玄武的散文、黄风的散文、赵瑜的报告文学、鲁顺民的报告文学、张二棍的诗歌，以及闫文盛的散文、指尖的散文等，已经呈现出了这种“新晋地文学写作”的特质，形成了“新晋军文学书写”的队伍。

　　山西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应该着眼于这种根植于山西，又不仅仅局限于地方的文学写作，发现作品超越地方性、直抵文学本质的价值，让文学写作从“小我”走向“大我”，从私密走向人群、走向远方，引导作家写出人的复杂性、时代的复杂性和世界的复杂性，从而促进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提升读者的审美品位，引领文艺的主流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