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汉语是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作为第一语言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著名作家韩石山，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现有语法体系的不足。他通过对《围城》例句的分析，展示了汉语语法的独特性和美感，并提出了一套新的汉语语法概念。这不仅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汉语教学和学习提供了新的方法。

韩石山

　　感谢太原学院的邀请，让我能在《围城艺术谭》出版后这么短的时间里，在大学课堂上谈谈汉语语法问题。

　　我的讲座分四个部分，一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二是名家对汉语语法的期望；三是我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与创新，四是《围城艺术谭》的语法理念。

　　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人，讲究文法，不怎么讲究语法。语法靠什么掌握呢？靠诵读。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作诗如此，作文亦如此。好些著名作家都写过他们少时在私塾里背书的情形，鲁迅写过，徐志摩也写过。应当说，熟读古诗文，对作诗作文来说，确实是个好办法。这就跟小孩学说话一样，不需要什么语法教材，大人怎么说，跟着学就会了。

　　但是外国人要学中文，说中国话，用中文写文章时，麻烦就来了。比如一个外国成年人，不可能像小孩子一样，从最简单的词语入手学汉语。这时他就要掌握汉语语法的规律，然而在中国，一接触实际，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汉语的文法是怎样的呢？何容在其《中国文法论》中这样总结道：

　　中国语言的文法永远不会明白，除非我们不但要把欧洲语言的文法术语弃掉，而且连这一套术语所代表的概念也弃掉。

　　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外国人脑子里存有他本国语言的概念，就很难理解汉语的语法。

　　或许是这个事实，给了中国的学者以刺激，会说中国话，也会说外语的学者便开始了一项努力，就是研究中国语法，试图打通中国语法和外国语法，这里说的外国语法，指的是英语语法，再宽泛点儿，也包括了拉丁文语法。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江苏丹徒（现镇江）人马建忠（1845—1900），他写了本《马氏文通》，于1895年在上海出版。书中他试图，也确实部分地做到了将汉语语法“国际化”。当然，问题也是有的，就是好些规律套不上。后来，许多学者补充完善，看着似乎完善了，实际上是“窟窿越补越大”。这套语法，业界叫“葛朗玛”（grammar），是个英文词通过直接音译过来的。对于这个语法体系，启功先生曾认真学过，最终泄了气，发觉怎么学也学不通。

　　我从二十一岁开始教中学语文，不能不充实些语法知识，就似懂非懂地学起葛朗玛来。没学好，不会运用，自然是我的责任。遇上有套不上、拆不开，或拆开“图解”，却恢复不了原句时，去请教语法家，也曾碰上有摇头皱眉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曾发现中国古代普通书面语中，也有些问题在葛朗玛书中找不出答案。经过打听才知道那些问题是不在研讨之列，或不值得研讨的。（启功《汉语现象论丛》）

　　启功是位非常风趣的老人，他说“经过打听”的那些无法拆解的语言现象，恰是这套语法致命的缺陷，说白了就是，这套语法并不符合汉语语法的实际情况。

　　名家对汉语语法的期望

　　我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1932年夏天，清华大学国文系招生，请陈寅恪先生出题，试题中有一项是对对子，其中一个上联是“孙行者”，对得好的是“祖冲之”，对“胡适之”也行。过后颇招非议，有人说陈先生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傅斯年跟陈寅恪私交甚好，便写信给他，说高考出题不该这么随意。不料陈寅恪不买这个账，回信说：“今日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尝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中国语言者。”又说，明年清华若仍由他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对子，且只出对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对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陈寅恪更是表示不屑，甚至厌恶。马建忠，字眉叔，他说：“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

　　陈寅恪这话，明确指出汉语属藏缅语系（汉藏语系），跟英语所属的欧系文法（印欧语系）是两回事，也就是说，《马氏文通》建立中国文法的路子是走错了。

　　好些大学者到了晚年，都意识到语法的重要，有人甚至呼吁，必须建立新的汉语语法体系。北大老教授季羡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去世前，江西教育出版社为他出了一套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文集前面有季先生的长序，历述他在学术上的思考与追求，谈过“我的义理”之后，谈“一些真体的想法”，谁也想不到的是，老教授的第一个想法竟会是“关于汉语语法的研究”。

　　世界语言种类繁多，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科学”的分类法。不过，无论如何，汉语同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语言，这是无论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在我们国内，甚至在国外，对汉语的研究，在好多方面，则与对印欧语系的研究无大差异。始作俑者恐怕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这一部书开创之功不可没，但没有分清汉语和西方语言的根本不同，这也是无法否认的。汉语只有单字，没有字母，没有任何形态变化，词性也难以确定，有时难免显得有点模糊。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人就想进行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鲁迅就是其中之一，胡适也可以算一个。到了现在，“语言改革”的口号没有人再提了。但是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态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因此，我建议，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另起炉灶，改弦更张。（摘自1999年9月4日《文艺报》）

　　从这段话能看出，季羡林对《马氏文通》代表的错误研究方法，跟陈寅恪一样，是鄙视的，不以为然的，只是他的口吻客气些，认为从开启汉语语法研究上说，还是功不可没。再就是，他明确地指出，现在的汉语语法研究，走的仍是《马氏文通》的路子，必须另起炉灶，改弦更张。

　　季先生是感觉到了，说了，但以他的年纪，做是做不了了。有的大学者不光早就感觉到了，也做过一些具体的语言现象的研究，更发下宏愿，要写一部新的“中国文法”。胡适就是这样的人。《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4日条下记着这样一句话：

　　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写一部很好的文法出来。

　　胡适是1891年生人，说这话时他才31岁，距其去世的1962年尚有40年。40年里，胡适抽不出10天空闲吗？肯定是抽得出的，可他竟未写出来，说明什么呢？说明汉语语法看起来容易，写起来还是相当难的。

　　我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与创新

　　下面谈一谈我写的《围城艺术谭》这本书。我做的研究，我创建的这套汉语语法，完全是延续前人的研究。有些看似创建，也是因前人的看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可以说，循着这个思路，工夫下到了，谁都可以创建这么一套汉语语法。我最得意的不是这套语法，而是借了《围城》的例句来说明之。这个办法，好多人看了，都说太聪明了。

　　按说以我的学历和职业，是不应该涉足汉语语法领域的。什么都怕个“凑巧”，好几个“凑巧”凑到一起，让我几乎是轻松地完成了这一事功。

　　我大学毕业后曾在临汾市汾西县勍香中学当语文老师，那时候的中学语文课本上只有语法的内容，分析句子成分时，常常闹不清，因此编了个语法讲义，十几页，油印出来发给学生。当时并没有自创语法的想法，只是用图像将句子分列出来，什么位置上就是什么成分。偶然间看到一本书，让我知道语法学界长期以来还是有分歧和争论的。

　　勍香中学是个老中学，有个图书室，平时鲜有人去借书看书。我在写作上有点小名气，管图书的老师就让我进去借书看，记得借过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还借过何容的《中国文法论》，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的，上世纪50年代初重印过。

　　《中国文法论》对自《马氏文通》出版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历史做了梳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语法见解。他的见解似乎更符合汉语语言的实情，比如书中说汉语“有词无类，有类无词”，就让我大开眼界。自此，我对语法有了兴趣，见了语法书总要买下。我看到自己收藏了这么多语法书，心里似乎就有了底，总想着什么时候能静下心来，研究语法写本语法书。2007年退休前，有位北京的记者问我退休后的打算。我说要写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汉语实用语法》。退休后，我就着手写《张颔传》，《张颔传》出版后接着写长篇小说《边将》，一直没有静下心来写语法书，虽然想过，比如曾想过写本《徐志摩语法》，但也只是想了想，并未真的实施。这一晃就到了2021年，那阵子在家百无聊赖，忽然想到，何不以《围城》为文本，写一本《钱锺书的国语文法》，阐述自己的语法理念。于是便一篇接着一篇地写了起来。当然，这中间看《围城》、搭架子也下了不少工夫，写到2022年春夏间，基本完工。经谢泳先生推荐给上海文汇出版社，这本书最终在2024年8月得以出版。

　　该说《围城艺术谭》这本书的内容了。小学老师教什么，爱编成儿歌；中学老师教什么，爱编成顺口溜。我是中学老师出身，也有这个特点，我将我的语法理念，转化为“钱锺书的国语文法”，书里也编了个顺口溜，道是：

　　字是根基，词是组合，

　　字词不公，俱为名物。

　　句有词位，主辅错落，

　　主词主政，辅词辅佐。

　　全句叙事，意念统摄。

　　文同布阵，笔法调拨，

　　钱氏文法，最便写作。

　　我的这套语法，借鉴了前人的许多研究成果。这套语法里，不分名词、动词、形容词，也不分什么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也就是说旧语法体系里的那些概念全不要。这不正是受了陈寅恪先生的启发，要“摧陷廓清”马眉叔之谬种在中国文法界的势力吗？不也正是按照季羡林先生的教导，要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吗？

　　这里，新的语法概念有这么几个，一是“名物”，二是“词位”，三是“主词”，四是“辅词”，五是“意念”，六是“笔法”。

　　以下我不一一介绍，只说概念中的“名物”，还有“笔法”中的对句。

　　是的，这套语法的一个根基便是，字词不分，俱为名物。我以“牛”“打”“美丽”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为例，就是，“牛”是动物的名，“打”是动作的名，“美丽”是属性的名。都是事物的名字，没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

　　字是根基，这是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的认识，为此，我在书中有周详的论述。我自己说了不算，引用了《说文解字》里对“名”这个字的解释，也引用了著名语言学家汤炳正先生的考证。

　　《说文解字》是汉代许慎的著作，可说是对古汉字的最基本的阐述。有些阐述是我们今天的人料想不到的。比如这个“名”字，书上释“名”为“从夕口”。汤先生在《原名》一文中说，此实古义之仅存者，但局限于“自命”“自名”，未能从泛指一切物名着眼，等于还没有达到通释的程度。

　　汤先生行文简古，又夹有甲骨文、篆文的字形，介绍起来颇有难度，我且用通俗的语言叙述汤先生的文章。

　　《说文解字》中，释“名”为“从夕口”，仅就字形而言，基本意思已灼然可见。盖远古先民，于昼间皆以手势表事达意，逮日夕昏冥，视官失其功能，即不得不代以发诸口舌之语音，以乞灵于听觉。“冥不相见”而以口舌“自命”“自名”，特昏夕之中表事达意之一端耳。“名”字从夕，许慎以为“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云云，可谓得其本义，并与“名”字所代表之语音，亦互相吻合。先民开始以口舌表意，乃出自日夕昏冥之际，故即以事物出现之时间特征“冥”音呼之。“冥”与“名”，一语之异文耳。

　　经汤先生这么一说，连“名”这个字为何发“冥”的音，也清楚了。

　　名物，就是物之名，这个概念，可说是汉语语法的基本概念。这个概念确立了，汉语语法也就通了大半。

　　《围城艺术谭》的语法理念

　　我的这本书在出版前的名字叫作《钱锺书的国语文法》，后来出版社说，“国语文法”这个词语太陈旧了，于是改成现在这个书名。他们说太陈旧，不光是指国语这个词，也指文法这个词。现在的语文学界，将文法剖析成语法和修辞，立为学科，便有了语法学和修辞学。有道理，也没道理。有道理在于研究得更精细了，没道理在于明明是一回事，硬要分成两回事。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说话，都该是又准确又漂亮，现在分作两方面，语法管准确，修辞管漂亮。

　　我在《围城艺术谭》里，是把语法和修辞放在一起的。语法部分分为词法、句法和文法；修辞部分单列为笔法。挑出来要说的对句是句法，也可以说是笔法。对句，是《围城》的一大特色，也可说是汉语的一大特色。陈寅恪先生给清华出国文系试题，出了对对子，不能说是出学生的洋相，实在是他对汉语语法的认识太通透了。

　　这本书的第四章“句”里，专列一节，名为《〈围城〉里的对句之美》。美，在大多数世人看来，是协调、对称。物的对称有美感，句的对称也同样有美感。

　　这美感，因为对称，可说是增强，可说是补充，也可说是对比。旧时学写诗的少年，先要背熟《笠翁对韵》，实际就是一种对句美的基本训练。钱先生是写旧体诗的高手，深谙这一套，用在小说语言里，更是得心应手、精彩迭出。

　　在此我举三个《围城》中的例子。

　　例子1：两点多钟，两人回来，头垂气丧，精疲力尽，说中小学全疏散下乡，什么人都没找到。

　　“头垂气丧”这个成语，平日人们都写作“垂头丧气”。成语的字序，一般是不能改的，钱先生怎么就如此轻妄呢？连想都没再想，往下一看就明白了。下面跟着的是“精疲力尽”。就是它！为了跟这个“精疲力尽”字字相对，成为对句，只好将“垂头丧气”的“头”提了上来，将“气”置于丧前。

　　对句就这么好么？再念成“垂头丧气，精疲力尽”，怎么都没有原先那样顺溜了。

　　例子2：（方鸿渐）拆开一看，“平成”发出的，好像是湖南一个县名，减少了惊慌，增加了诧异。

　　钱先生文章的活泛在于，小说里的语言，不能太规整了，这里“减少了惊慌，增加了诧异”，若按常规写成“减少惊慌，增加诧异”，就不像小说句子，而是公文用语了。每个四字句里，垫上一个“了”字，语气就活泼了许多。

　　例子3：鸿渐掉文道：“妹妹之于夫人，亲疏不同；助教之于教授，尊卑不敌，我做了你们刘先生，决不肯吃这个亏的。”

　　小说语言，要合身份，又要显个性，这里是方鸿渐在孙柔嘉面前卖弄，用了对句，一下子就神态毕现了。

　　之前的顺口溜里，末两句是“钱氏文法，最便写作”。这里说的写作，可以指写作文，也可以指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不论哪一类，通常让人发怵的，不是写得多，而是写得少，甚至是写不出来，或是有写的却无从下笔。要写下去，指导者给的方子，都说要有生活，要有感情，要文气充沛。对吧？都对，只是太空疏了。

　　我的这本书里说的“句子的扩展”，纯粹是从技术层面上着眼的。

　　仍以《围城》里的章节为例，选了三、六、九这三章，各自开头的一段作分析。这里选第六章说说。

　　我的理念是，只要写下第一句话，就不会写不下去。每一句话里，通常都会有三四个词语，第一句，更是这样。每个词语，都像是一个水泥预制件，边上总有个铁钩子，这个词就是我们说的“扣子”，只需要你在这个“扣子”上拓展，也就是往下写。

　　第六章开头的一句是：“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句话里，有四个扣子，“三闾大学”是一个，“校长”是一个，“高松年”是一个，“老科学家”是一个。作家的处理是，最后一个扣子先用。来了句：“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接下来该用哪个？这回来了个“子母扣”，将“高松年”与“校长”合在一起说：“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分。”第三个扣子也是“子母扣”，将“校长”跟“科学家”拧在一起，成了一个新的扣子——科学家校长，或校长科学家。这也够绝的，似一篇迷你型的“戏说科学家校长”的小品文，比前面那个“戏说老科学家”还要长。

　　四个词语都用了，组成三个扣子，一扣接一扣，将第九章的首段抻长到差不多满满一页。

　　掌握了这个技巧，写文章或是写小说，不是怕没写的，怕的是刹不住，尤其是考试得注意，下课铃都响了，你还没收束呢，便让老师抽了卷子。

　　有些人在写作上遇到困难，比如文思不畅、笔下不利或是用词不讲究，可以结合《围城》，细读我的这本《围城艺术谭》，同时练习写文章，一段时间后，看看有没有长进，又是些什么样的长进。这样我也就能知道，我的这套语法理念，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效验。

　　讲座地点：太原学院

　　主 讲 人：韩石山

　　时 间：2024年9月25日

　　韩石山，山西临猗县人，1947年生。1965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70年毕业。教书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曾任《山西文学》主编。已退休，现为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绒仙》《边将》及《徐志摩传》等著作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