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兵

　　范长江是我国现代著名记者、新闻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出色的领导者。在其具有传奇色彩的新闻生涯中，曾经三次来太原采访抗战。

　　大战在即访太原

　　范长江第一次来太原，是在1937年2月下旬。

　　在红军东征、绥远抗战、西安事变相继发生，中国共产党力促团结御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大背景下，当时的太原“可以说是对外空气最紧张的地方”。范长江带着压迫山西的“一个是对日问题，一个是陕北的共产党问题”两大疑问，由上海飞赴太原，作了两天半的采访。这次采访的成果，就是随后发表的通讯《山西纪行》。

　　在《山西纪行》中，范长江告诉人们，他于“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到太原，就感受到这里浓厚的抗战氛围，秧歌、高跷、社火、梆子戏等“歌唱和演戏的材料，或是已经改为抗日救亡的题材，或者加入许多抗战的歌词和口号”“完全换了新的内容”。关于“对日问题”，他了解到，“山西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有根本的决心，即所谓‘守土抗战’的决心”“无他，利害所关，痛痒所在”。文中写道，山西有一些“特殊的作风”可堪称道，即“选拔比较急进之青年分子，加上平津一带外来之急进学生，另组‘牺牲救国大同盟’。以半公开之形式，散布各级组织于全省，担负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之责”。为此，作者认定，“山西不是一个简单的省份”。大战在即，整篇报道让人们看到了山西“守土抗战”的实际行动，也从侧面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热心宣传八路军抗战

　　范长江第二次来太原，是在1937年八九月间。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陆续开赴山西抗日前线。9月初，范长江来到设于太原新满城街30号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与彭雪枫联系派记者赴晋北前线采访事宜。彭雪枫很快通过电报向延安作了请示。9月8日，毛泽东同志复电说：“雪枫：电悉。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欢迎范长江先生。”范长江感谢毛泽东同志的盛意，却不能久留山西，便推荐同仁邱岗、孟秋江、陆诒分别随八路军总部和赴晋西北前线八路军防地采访。他自己则将通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获取的有关平型关战役等重大战事的材料积淀下来，于1941年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专门形成《板垣大败平型关》一节内容，写入长篇时事述评《祖国十年》，发表于香港《华商报》。

　　在这一节述评中，范长江客观分析了平型关战前“察绥晋各军次第败溃”，日军气势汹汹、长驱直入的严峻形势，介绍了八路军“比中央军装备差到十倍”的艰苦条件，也向人们报告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装备最坏的八路军，于9月末，在平型关第一次打败日本近代化装备的板垣和铃木两个师团”。文章称赞平型关大捷是“奇迹”，指出八路军此役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有钢铁般的团结。他们是人民的武力，所以能充分运用战地人民的力量”。文章的最后指出，此役给予全国人民的启示：“平型关战役当然不是决定性的战争……却指出了我们可以最后战胜日本的前途。”这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无疑起到了鼓舞人心、提振信心的作用。

　　与太原城共进退

　　范长江第三次来太原，是在1937年11月初。

　　平型关战役之后，范长江离并返沪，但依然心系山西战局。10月16日，他撰写述评《我们要以决死的心来保卫山西》指出，“北方战争根本在山西”“山西万万不可失的”。遗憾的是，不久后的11月8日，太原就被日军占领了。范长江赶在此前再次来到正处于大撤退中的太原采访，并将所见所闻形诸通讯《退出太原城》。

　　这篇通讯一开始就写道：太原这座古老的危城“已在敌机乱炸中，人们都向外跑。我为珍贵最后的消息，仍由汾河西岸搬进城内，到最后一分钟前再退出太原城。我要周览太原城内的景况，因为敌机不时的袭击，时间上办不到，彭雪枫先生要助成我的愿望，把小汽车借我随意使用，这是值得感谢和愉快的事”。城陷之际，共产党人的沉着表现和为太原城存亡所作的努力，令范长江非常赞赏和感佩。与之相反，他对国民党军队的争相退逃、避战则表现出失望和不满：“由太原到交城一百二十里，这一百二十里的路上挤满了军队，我们用汽车赶，没有赶出这条人的行列。”并分析指出这种现象的发生，缘于国民党军队“始终居于被动的战略”“高级指挥官的企图心不旺、屡失战机”“各军不能协同作战”“指挥官指挥失宜，减低了他们的自信心”等多种原因，非常尖锐而中肯。

　　这次太原采访之行，范长江选取“退出太原城”这一视角，让人们看到了共产党的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对待抗战的不同态度和做法，也由此对谁才是真正的抗日中坚、民族希望建立起更加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