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晨光
酷暑下的北京，动则汗流如注，翻检书柜时，找到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葛剑雄选编《谭其骧历史地理学十讲》，以及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先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这三位先生建立的。学问上的事情，我是门外汉，不敢妄议，仅就三位老先生的文风写点心得。
雕文寻常事
侯仁之先生文风最是灵动。《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他写道：“我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间，封建王朝更替无间，历史疆域时有消长，行政区划每多变迁。”这句话按照现代的汉语来看有三处押韵，这是散文行韵的技巧。“久”“长（zhǎng）”是仄声，和“间”“迁”形成了音韵的起伏，读来畅快。
《历史地理学的视野》里有几篇散文。上世纪60年代，侯仁之考察西北，写成小文陆续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命名为《西行小记》，是直见性情的作品。那时侯先生50岁，有一段他是这么写的：“磁窑堡的堡址，还在小山之北。一天下午，我因探索西天河的源流，偶然来到了这里。堡系正方形，周不过一公里，但土筑城垣，既高且厚。我从东门进得堡来，只见瓦砾遍地，荒草离离，只身踟蹰其间，颇觉凄凉。这时我无暇凭吊，又匆匆走出南门，瞥见西面百余步之外的高地上，还有一户人家，大概由于我急于摆脱内心的凄凉，就拔步飞奔向前。大约走得猛了些，惊动了这家的看家狗，它狂吠而来，幸而就在这时，主人从房里赶到。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农民，看见我的模样不免一怔……”侯先生用动作和所见串连起我们对古堡的认知，底色是荒凉寂静的。然后又用犬吠、人声让这个场景跃动起来，荒废的底色随之一变。说侯先生也是文学家，怕不算过誉。
会意融古今
学者写文章是为了表达观点。学术文章不是一般的抒情，观点要靠资料支撑。这几位老先生是把材料放进磨盘磨成了汁，喝到肚子里，融到血液中，滴在笔砚上写出来的。具体观点怎么体现，各有各的办法。我读谭其骧先生写云梦泽，在考证其方位的七百多个字里，引用了《水经注》《尚书疏》《尚书集传》《子虚赋》《读史方舆纪要》《汉书·地理志》《禹贡锥指》《周礼正义》《春秋大事表》《水道提纲》《清一统志》等十一种著作，详者四，略者七，像是仙人王子乔带我飞在云端指点阡陌，畅快极了。
史念海先生则没有这么磅礴，他愿意平易地讲给人听。写春秋时期的交通，他的角度是诸侯的会盟与征战。“晋国有事于中原各地，其出兵当是由它们的都城绛越太行山而至当时的南阳。这个南阳为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方，本为周人故土，周襄王时始以赐晋。在此以前，齐国的兵队曾经越过太行山而西至于汾水流域。太行山绵亘广远，然齐桓公所越过的当在太行山的南端。现在地图上的析城、王屋之间，殆为齐师行经的地方。因为齐桓公不仅越太行山，而且还到过卑耳。卑耳山正在太行山西南黄河以北。这一条道路在以前大概不是经常通行的……”这段话全是陈述句，也没有点明文献，平实极了，但不好写。从绛到淄博，将近1500华里，几座大山，几座要塞，几千年的时光更迭，史先生破开历史的迷雾一一指给你看，他安排了晋和齐的部队在太行山会面，一场大战宛在眼前。
观点见性情
学术论文就像洋葱一样，带情绪的东西要剥开文字和观点才看得到。或者说，学者的观点本身就是他情感的表达。写什么，不写什么，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侯仁之先生谈及承德西沟新河的改造。清乾隆皇帝立碑，说这是为了使百姓免遭水患。但侯先生考据河道位置和文献后，发现皇帝修新河，还是为了避免山洪冲垮御路。且乾隆“为了开凿新河，又拆毁南山下不少民居，迫使百姓迁移。虽说是‘计屋授之值’，也是徒有其名，纵使有一点迁移费，照例是要被官吏和工头‘中饱’的”。又查清光绪十四年（1888）惠迪吉门外龙王庙一通残碑，上书“同治末年、光绪九年、十一年，迭被水灾，地方不堪其苦，官民交困，几致不能存立”，足以说明这条新河没有起到防治水患的作用。
谭其骧尝作《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他说“封建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四省尚且不能按儒学的要求澄清社会风尚，其他地区当然更谈不上了。看来山东的‘士大夫恭俭而少干谒，茅茨土阶，晏如也’，河南的风俗有‘淳厚质直’之誉，多半是由于地瘠民贫而导致的，与儒学的教化未必有多少关系。”这段话没用一个问号、感叹号，但谭先生对于儒学强烈鲜明的态度跃然纸上。
史念海先生的文章朴实，我基本看不到他对于历史和地理的个性化评论。我以为这样的学者，大巧若拙，直拳到肉，算是相宜的。直到我看《我国古今气候的同异》，他说：“以竹证寒温的变化终究勉强，不如征引《秦风·终南》一篇为合适。这篇诗说‘终南何有，有梅有条’。”之后，他旁征博引说明了用竹论气候变化的不妥，几千字读下来，《诗经》、汉赋信手拈来，丘处机的诗、袁小修的笔记，无不可入文，平平淡淡就把用竹子考证我国气候变化的观点驳斥干净。这样的魄力和风雅，令人回味。史先生就像是隐居农圃的剑侠，随手折下一支竹条，指天画地，断古定今。临了，把竹条编进了扫帚里，低头打扫起一方稼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