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柿之重

　　桑与柿在太行先民眼里，绝非寻常草木可比。“尝思文王（周文王姬昌）有墙下植桑之政，昌黎（韩愈）有红叶成阴之诗，是知古昔植物非一，唯桑柿为最”，清同治四年（1865）泽州铺头村的《栽桑栽柿并禁砍伐碑》一语道出了桑柿在乡民心中的分量。   

　　蚕桑业为百姓衣食之本，泽州的一通碑刻写道：“夫植桑养蚕……卖茧得钱，足够完粮纳课之需，其利亦何普哉！”蚕丝收入是农户完成国家赋税、维系家庭运转的重要现金来源，“所谓仰事俯畜皆出于此”。清道光十四年（1834）高平义庄村的《永禁桑羊壁记》中更是强调“农桑兼务，衣食丰足”，将桑蚕业视为与粮食生产同等重要的生存保障。柿，是对桑的重要补充，亦有支撑“村人衣食之用”的功用。“秋时能供小儿以急食，夏日亦不畏炎态之逼人太甚”，乡民们用朴素的语言传达出对柿的偏爱。

　　桑柿栽种不择良田，“无论平原阪田”，田埂地角皆可生长，以其强韧的生命力成为村民谋生致富的不二之选。泽州口则村“山瘠薄田，获利无几，庶民困穷，实不可言”，在种植桑柿后，村里各户“以获微利”，一度“家给人足”。无独有偶，李山村也在“旷野荒庄，山多田少”的艰苦环境下，凭借桑柿成林，实现了“村众殷实”。

　　桑柿的生态价值也被太行先民深刻体认。“近山者以木为主，近河者以水为势，山水抱环，龙行古迹。”广栽桑柿，村庄树木畅茂，才得以“丁财两旺”“人杰地灵”；而胡乱砍伐，则会激怒“山灵”，为村庄招致灾祸。在太行先民看来，平地山川的桑株林木，作为“一局取用之资，一篇风脉之本”，关系着一地的长久兴旺和可持续发展，“不可轻于断丧者也”。

　　劝植之道

　　泽州一通碑刻开篇即声明：“圣祖仁皇帝（康熙）尝刊《耕织图》颁行中外,是以文武官僚俱有劝课之责……我辈身居草野，敢不永为凛遵哉。”将栽桑养蚕提升到奉行皇命的层面。高平拥万村特别规定，“夏至冬至，请有学问者在万岁牌侧讲读圣谕”，以传达“农桑乃生民之本”的帝王训诫。儒家经典也常被反复援引，《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许多村庄即以此阐明植桑养民的根本道理。泽州渠头村《公议乡风十二劝》则借用《礼记·月令》“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的典故，强调“夫蚕桑为王政要务，古之后妃皆躬亲之，况庶民乎”，激励村民栽植。

　　沁水的《六里禁伐桑碑记》以冶铁与蚕桑的对比，揭示桑业的长期价值：“夫以桑养蚕利也，以桑供铁，亦利也。然铁之利由于开矿，矿尽而利止；蚕之利主于作茧，茧成而利长。”冶铁虽能短期获利，但矿竭则利绝；而桑树“培植蚕桑者仍然无恙”，只要桑树常青，蚕茧便能“利长”，以至“世世永享太平之福”。泽州《史家庄社禁山碑记》则痛陈今昔之变：“昔吾村桑柿成林，春秋获利之家实甚。迨后人心不古……随意伐卖……而利安在哉？”

　　不少地方还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措施让劝植落到实处。高平《栽桑栽柿并禁砍伐碑》命令：“每亩栽桑树二株，柿树二株，只许加增，不许减少。”尤值一提的是泽州义庄村的《永禁桑羊壁记》，其令全村各户上报田亩数量，在大社统一采买桑种后,“每一亩地发给桑种二枝”,通过“供给制”的方式解决贫民因经济困难而无力完成栽种任务的后顾之忧。

　　保护之法

　　为防止桑柿被无序放牧的牛羊啃食和人为的砍伐滥采，晋东南乡村还自发建立了一套包括禁令、处罚和巡查等内容的保护体系。

　　禁牧是首先被考虑的对象。高平定林寺的一通告示碑触目惊心地描述道：“大树则啮及半面，小树则拔其全株。”针对此，绝大多数村庄明确划定了“禁场”或“禁地”范围，放羊的时间也根据农桑生长周期灵活把控。高平故关村曾规定“夏以三月朔日起四月朔日止，秋以九月朔日起十月朔日止”，在桑树发芽、春蚕饲养及秋粮成熟的关键期严防死守。

　　盗砍桑枝、柿条，甚至整树作薪柴或贩卖，是另一大祸患。泽州东掩村的《乡约社首耆庶公议禁约》写道：“夫人之种植，良有深意，我欲得利，而使人徒劳，即人不我看，而风俗不由此坏耶？”盗砍盗伐被归结为一地风俗败坏的重要原因。对此，各村社的禁令同样斩钉截铁，强调“无论大家小户，均不许损树折枝”，如果有不遵者，被人拿获后，“报社公同议罚，决不宽情”。

　　为了保证这套保护体系得以执行，各村还设立了监督机制，专设“巡夫”不时巡查，给予薪资。高平义庄村雇用巡夫的年薪是十二千文，在当时已是相当一笔巨款。若巡夫工作懈怠或以权谋私，纵放违规，轻则入庙议罚，重则“革退另觅”。

　　这些散落在晋东南一带记载桑柿之事的石碑，镌刻着太行先民在严苛自然环境中摸索出的生存密码，其背后蕴藏的是因地制宜、刚柔并济的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