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涵

　　近年来，抗日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如何将史实的严肃性、特殊性与当下的时代性结合？此类题材的标准与边界是什么？如何讨论道德、伦理与文化的关联，从而以多元化叙事手法拓展电影美学的边界？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电影《南京照相馆》为例，探讨其在抵达历史真实与探索艺术建构方面作出的努力。

　　不同于传统战争片的宏大叙事，《南京照相馆》以“金氏照相馆”这一微观叙事空间为切口，讲述了一群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在乱世艰难求生的故事。以一段历史横截面见微知著地反映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对生命的剥夺。影片中的小人物有别于那些具有刚强战斗意志的英雄主人公，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逐渐觉醒、成长与抗争。

　　主人公苏柳昌本是一名邮差，在躲避日军追击时误打误撞进入一家照相馆。他在历经种种逼迫与恐惧，看透日军的残忍与伊藤的伪善后，由求生转为赴死。蜷缩于照相馆地下室避难的老金是一个有原则有判断力的聪明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想办法揭露日军暴行。老金和苏柳昌由争夺保命字条，到携手共渡难关，再到互劝对方拿着通行证离开，两人虽曾胆怯懦弱，但在逆境中经历生死考验，生出大无畏的勇气决心。他们是千万平凡老百姓的缩影，电影便是以小人物见证大历史的视角演绎个体成长与家国叙事的同构，显示出现实主义影视作品极强的感染力。

　　影片对汉奸王广海这一特殊形象的处理，既表现他贪生怕死、自私自利，也展现他对日本人屠杀民众有愤怒，但为了苟活选择麻木自己，最终得到应有报应。这一叙事处理延续了中国现代文艺国民性批判的传统。

　　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极具人文关怀。影片多次暗示日军对林毓秀的侵犯意图，镜头对准施暴者嘴脸，避免直接呈现女性痛苦。这种暗示、留白、含蓄的叙事处理，尊重女性，更具艺术张力。

　　结尾，林毓秀和老金的幼子劫后余生来到安全区，黑暗无序的现实照进一丝光明，令无望的生活泛起希望的涟漪。在艺术处理中，弱小的婴童象征希望，他在众人的保护下走向“重生”的未来，彰显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寄寓着中国人民休戚与共、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理想主义美学色彩。

　　抗战题材电影的创新表达，对于激发观众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怀发挥重要作用。要谨防对侵略者“不经意”的美化与泛化的人道主义同情。《南京照相馆》牢牢站在中国人民受难视角，塑造伊藤这样一个可信的日本军人形象。伊藤出场时是一个具有迷惑性的角色，他仿佛彬彬有礼、谦和腼腆，并未手握刀刃。然而相机成为他手中的武器，他按上级要求记录日军“战果”，曲解“仁义礼智信”的内涵，倒反天罡，把泯灭人性的罪孽推到受害者身上。结局中，伊藤被硫酸毁容变得丑陋，虚伪的面具终于扯下。《南京照相馆》的电影语言具有直观性，画面富有冲击力，对这段历史的呈现克制冷静，又颇具力量。

　　影像这一媒介在建构大众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伊藤看重他记录下的日本人的“荣耀”时刻，看到老金照相馆里南京百姓的照片，认为“这些都不重要”。影片在此埋下伏笔，结尾时，伊藤的底片全都被调包，这些反映南京百姓生活瞬间的照片成为压垮伊藤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老金南京口音的介绍中，影片出现一幕幕现实与底片交错的画面，比如“老寿星，他们买衣服，买胭脂，买喜糖，摆席宴客”，画面由老夫妇幸福的家庭照，切换成老夫妇在大街上逃难；“喜得贵子，人丁兴旺，宝宝不要怕，看镜头”，画面为市民婴儿满月照，切换成婴儿被挑在箩筐中，混入逃难的人群……战前南京城繁华喧嚣，人民生活细碎繁复、岁月静好，大屠杀让原本的生活戛然而止，无辜生命被战争机器毁灭。影片在快节奏的时空对比中制造了断崖式的落差感，使观众被撕扯的痛楚情感达到顶峰，充满同情与愤慨，引发反思。

　　相机是串联影片叙事的关键物品，照片令历史尘封的记忆苏醒。日本人的胶卷被调换后，经由照相馆避难所几人的守望相助，以悲壮的个人牺牲完成真相的传送和揭露，成为审判罪犯的证据。在影片结尾，林毓秀和长成少年的老金的孩子，站在人群中注视着日本战犯处决现场，她举起相机捕捉到子弹射入战犯头颅的瞬间，这是受压迫人民的觉醒，也是对正义的宣告。

　　在逃离南京城的前夜，苏柳昌、老金一家、林毓秀在照相馆内拍下团圆照，背景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此情此景藏有影片的叙事基调，影片不是为了宣扬仇恨，而是为了展现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和必胜信念。影片在小人物群像的塑造中，展现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尊重，深刻挖掘出抗战精神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