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立智

　　可以说，中国老百姓的汉末三国史认知，主要是由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塑造的。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它没有真实还原历史，相反，它凸显人物的善恶忠奸，刻画人物的智愚拙巧，从而形成一部角色均衡的艺术画卷，以便于读者的接受。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曹操的认知、品德、能力和才情都被拉低了，拉低到与当时其他杰出人物同等的水平。

　　曹操本是汉末第一功臣、第一忠臣，却被塑造成汉贼。东汉末年，天子暗弱，政治混乱，起义蜂起，群雄割据，汉朝已名存实亡。是曹操独木擎天，整肃朝廷，剿灭群雄，安定中原，用他自己的话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就其事业的艰难而言，古之伊吕亦不能与之比肩。

　　很多人耿耿于曹氏篡汉，认为是曹操不忠于汉朝，他的政治作为都只是谋求私利。其实这是“家天下”的思想在作祟。古代王朝的兴衰，最多不过几百年。王朝的频繁更迭应该让我们意识到，天子勤政爱民则天下稳定，废政虐民自然改朝换代。然而一些人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把无条件的忠诚作为一种高尚的节操。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思想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比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对汉献帝、对伏皇后的霹雳手段，历来被作为他不忠于汉室的典型加以表现。当我们跳出文学视角，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则会认识到，古代最高统治者（特别是无能的、昏聩的或者残暴的）个人的悲剧，恰恰是历史的喜剧。帝、后二人与曹操的斗争，对前者而言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对曹操而言却不仅如此，还有“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的政治认知。我们并不是轻视个人利益，而是说每个人都有权作出选择，也需要为其选择负责。帝、后二人谋杀曹操并不是为了汉朝，曹操的杀后困帝则有为天下的成分在。再往后说，汉献帝能做30多年的皇帝，禅位后以山阳公善终，恐怕也只能在曹氏父子这里才会发生。

　　令人耿耿于怀的，还有曹操的自比周文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很多人以为这句话体现了曹操的政治野心，而且是隐晦的。这也是在《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影响下的认识，是跳出历史的曲解。

　　汉朝人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与后世不同，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与中央政府本就是疏离的。也没有人心向汉一说，若百姓心向汉朝，不应起义遍布全国；若官吏心向汉朝，不应处处割据，各为其主。汉朝必将灭亡，是东汉末年人的共识，已经称帝和计划称帝的人很多。曹操在完全有能力且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作汉臣而非开国皇帝，真正是“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至于说知道自己子孙会取代汉朝，那也是政治形势使然，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哪还需要隐晦表达。曹魏代汉，在曹操是无愧于汉朝而有功于天下，在曹魏则是符合北方民心的。

　　《三国演义》中，作为汉贼的曹操，还表现出无比的奸诈，比如割发代首。曹操率军时规定践踏麦田者斩首，而自己的马受惊闯入麦田，为服众他割发代首。对此，小说的引导语是：“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从权诈的角度认识曹操，只会将读者引向无知无识。曹操于行军途中立法，是要避免兵士故意或无意地践踏麦田。其目的是预防，结果是“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正如交规中的“红灯停，绿灯行”一样。但预防没有办法控制意外事件。曹操践踏麦田是因为“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乃特殊情况，从法理上讲，可能不适用于斩首的规定。不能将法律条文孤立地解读。古代头发象征身体，割发是严重自罚，将曹操的行为理解为军纪严明的体现，才是正确的理解。

　　指出这些并不是要读者在历史的曹操和文学的曹操中作出选择，更不是否认《三国演义》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演义小说的价值。历史演义从说书而来，它需要故事有明确的矛盾，受众有特定的好恶，角色有鲜明的形象，《三国演义》在这三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曹操就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之一。若将文学人物做历史性的还原，将导致矛盾无比复杂，好恶难以把握，文学的价值被消弭，文学创作变成历史书写。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当我们只接受了文学的曹操并借此来评价曹操时，我们会陷入以假作真的境地。当我们了解了历史的曹操，回过头来看待文学的曹操时，才有机会认识到文学创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