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志鹏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新晋学》是我的老师邢媛近年来关于唯物史观与地方文化结合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它既不是传统晋学的简单续篇，也非学术概念的抽象演绎，而是一部源于当下山西区域新实践的文化哲学著作。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座，以山西区域的现实变迁为经验依据，提出新晋学这一概念，建构了一套学理意义上的区域文化范式。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新时代“山西经验”的文化底蕴，增强山西人的本土认同与文化自信，塑造山西发展的新形象，更在于形成一套“以地方解释中国、以实践生成理论”的方法论，从而拓宽“中国学”研究的学术边界。

　　晋学与新晋学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如何成为社会组织的力量？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文化置于“物质生活—社会关系—文化形态”的动态结构中，强调文化不是装饰性的附属物，而是构成生产与生活体系的核心部分。在这一理论下，作者提出了“从实践出发、在现实中生成”的研究路径。文化的形成不应被抽象为观念，而要放在经济结构、社会互动与日常生活的脉络之中考察。这使得新晋学与以往的晋学研究有了本质区别。

　　晋学是以山西（古称 “晋”）这一地理历史地域为核心，对其历史文化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研究的学问，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其研究对象涵盖山西区域内的历史变迁、政权组织、民族文化交流、生产生活、文化教育、思想学术、宗教信仰、民俗风情、文学艺术和精神风貌等，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人文地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晋学的核心是对山西区域文化普遍性的浓缩，折射出该区域特有的精神特质。先秦时期，它聚焦三晋大地在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等文化争鸣方面的成就；历史发展中，以荀子为代表的承儒启法思想、以薛瑄为代表的明清实学等为其奠定了 “崇实黜浮，力学力行” 的文化内核。传统晋学多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文化，尤其侧重封建早期的晋国历史、三晋文化及晋商文化等，可视为狭义的 “小晋学”，其涵盖的自然地理空间、社会历史时间相对有限，未能全面涵盖现代山西的实践成果与精神文化。

　　新晋学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化学研究，是对传统晋学的创新性发展与系统性延展。它以当今山西行政区域为核心空间场域，聚焦新时代山西的实践活动与文化形态，涵盖古今山西区域内人们所有生产生活的生命形态与实践成果，是对山西历史和现实精细分析的产物，是当下山西文化集体意识的理性表达与共有意识的呈现。

　　新晋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确立了学理、历史和实践三大建构原则，通过历史与现实统一、部分与整体统一的研究方法，系统阐释山西区域的新形象、新样态和新风尚。其文本主体包括历史文化内涵、建构原则、物质文化形态、空间再生产、时代建构、品牌化六个部分，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逻辑与事实内在统一的话语体系。

　　传统晋学多以文献、思想或人物为中心，而新晋学强调文化的现实性、生成性与系统性，它不是对过去的继承，而是对当下的解释与未来的建构。

　　新晋学的三个维度

　　实践、规范与形象，这三个维度构成了新晋学的理论骨架。

　　实践维度：文化的社会生成

　　新晋学的最大特征，是把实践确立为文化研究与文化生成的基础。文化并非空洞的理念或符号，而是生产、生活与交往的连续过程，因此要先看现实怎样发生，再问观念如何形成。这一立场来自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判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因此，“实践—规范—形象”是一条清晰的链。实践提供事实依据与问题线索，一切文化意义都从生产、生活与交往中生长出来；规范塑造主体，把经验提炼为可遵循的行为准则与价值尺度，形成稳定的行动习惯与公共德行；品牌面向社会，把凝练后的意义转化为可识别、可传播、可动员的公共符号，生成社会认同与集体行动力。因此，新晋学不先造概念框架去套现实，而是让实践本身成为理论的来源和基础。同时，新晋学不是抽象谈论文化的作用，而是让文化本身成为重塑实践的方式。

　　新晋学以实践为方法来源、为规范尺度、为形象根基，让文化回到日常、嵌入治理、进入公共，进而具备跨区域的解释力与可迁移性。简而言之：先做得出来，再说得清楚，最终传得出去。

　　规范维度：文化的积极作用

　　新晋学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积极塑造上。这种规范功能并非外在约束，而是一种通过文化实践实现人的内在自觉的导向力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为方式的塑造。新晋学强调文化与生产、生活、交往的统一，倡导个体在劳动、生活与社会参与中实现主体性。例如，通过弘扬“右玉精神”的久久为功，或宣传太钢、太重等企业的工匠精神，引导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从“被动完成任务”转向“主动创造价值”，建立起社会责任和文化自信。

　　思维方式的塑造。新晋学倡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重新理解地方经验，反对割裂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思维惯性。它鼓励人们从整体联系和发展视角思考问题，在地方性实践中发现普遍性规律。比如，看待能源转型，就不能只看眼前的经济数据，还要看到它对生态环境、子孙后代的长远影响，这种辩证思维能帮助人们突破个人经验的局限，想得更深、更远。

　　观念层面的塑造。在观念层面，新晋学提出文化不是附属品，而是生产生活的内在维度，是塑造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它使人们意识到文化的创造性、共享性与开放性，促使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起文化认同与道德信念。这样的观念转向，不仅赋予地方文化以现代意义，也为个体在快速社会变迁中提供价值定位与精神支撑。

　　因此，新晋学的规范意义在于以文化的方式塑造社会主体。它使行为更具方向性，思维更具历史深度，观念更具公共性，从而促成人的整体成长与社会文化秩序的再生产。这种“内生的规范力”，正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地方实践中的现实转化与创新表达。

　　形象维度：文化的品牌建构

　　“形象维度”聚焦于文化的外在呈现与公共传播。文化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被观看、被传播的社会形象。在现代化前提下，区域文化必须具备“可识别性”和“可传播性”，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持续影响力。文化形象的建构，实际上是区域主体在精神层面的再创造，是文化自觉的表达。

　　在这一维度中，“品牌化”成为核心方法。品牌不只是经济概念，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综合体现，是一个区域社会心理认同的外化形态。品牌是“国家或区域综合力量的表征”，它影响人们对区域的认知、态度与情感认同，是凝聚文化共识的重要符号。一个好的区域品牌，能直接影响人们对这里的认知和情感。比如，提到“平遥国际电影展”，人们就会联想到山西的开放与时尚；提到“山西非遗”，则会想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传播逻辑上看，形象建构的关键不在于宣传，而在于本身的可见性与感召力。山西文化形象的更新，依托于能源产业转型、文旅创新、非遗传承等现实成果，这些成果使“品质山西”的形象成为山西文化的具体呈现。这一视觉体系的意义不仅是审美的，更是社会心理的：它以形式美的感染力和符号的记忆度，将地域文化内化为公共认同的精神资源。

　　在哲学层面上，这种“形象维度”的文化建构体现了唯物史观中“存在—意识”统一的辩证原则。文化形象的生成并非意识的独立创造，而是社会实践的再现，是人民在创造性劳动与公共生活中所形成的集体精神的物化结果。通过品牌建构，文化不再停留于理念层面，而以一种可以感知、社会共享的方式重回现实，从而实现文化影响力的再生产。

　　从“山西经验”到“文化范式”

　　新晋学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地理—生产—交往—精神”四链条刻画山西文化的生成逻辑：黄土高原与汾河流域的地理底色，奠定了地域性生产方式与群体交往样态；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与气质，沉淀为可被当代激活的精神资源。晋学对山西人思想观念、思维结构与生活方式具有长期影响力，并能够以传统形态持续作用于当下。面向历史三分法的梳理尤具启发性：其一，古代山西作为中国历史的缩影，呈现兼收并蓄的小地域文化圈，精神内核体现“中和”“中庸”的秩序美学；其二，近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在国家重大历史阶段与领域中承担要务，形成守土与爱国并行、质朴与求新并举的实践品格；其三，新时代的制度创新与发展转向（如综改试验、右玉精神等），推动区域文化发生活跃的现实转化。

　　研究的建构遵循“学理—历史—实践”的三重原则。学理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唯物史观，历史依据源于山西所处的文明轴线（黄河中游、农耕与游牧交界、古代商路要冲、晋商成长土壤与抗战前线等），实践指向当代区域的制度与社会现场。新晋学的概念并非术语翻新，而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落实为区域文化哲学：每个人既是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文化的共享主体；区域文化是共同体的集体创造与集体记忆。为此，从自然地理、主体性等多个维度论证新晋学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并指出其现实功用：扩大山西文化影响力与时空效力，增进域外对新时代山西发展的理解与认可，从而服务高质量发展。

　　“物质文化形态是人与自然交往的产物”，其本质是生产方式。理解区域文化，须先把握生产方式的变迁逻辑。就山西而论，“能源基地”的身份并未消失，但依赖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能源的绿色改造与清洁能源探索并行，煤层气、光伏、风电、新能源电池等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导向。文化最终要落地于生活世界，能源、文旅、科技、交通等多领域的协同转型与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产业化激活，叠加数字化与智能化生产方式，正在重塑山西的物质文化新形态，为精神文化提供新的生成土壤。

　　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能源格局变化、绿色转型与数字经济扩展，使山西面临结构性压力与转型契机。一方面，传统文化包容开放的品格，为空间再生提供文化底色；另一方面，学习—转化—再创造的开放流动，使区域文化获得持续更新的机制。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提质扩面，社区阅读空间与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公共艺术与城市景观更新，工业遗产活化与文旅场景营造等方式，以“空间化的文化生产”方式，重塑了城市与乡村的公共性，提升了文化供给的质量与可及性。

　　区域形象不止于“硬实力”的产品质量，也需要“软实力”的文化传播与社会评价体系支撑。这就需要塑造具有时代感的山西图景，提升域内外影响力与美誉度。实践层面，太钢、太重的技术创新，平遥国际电影展、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一带一路”物流枢纽等，成为承载新形象的任务载体。新发展理念在此转化为公共共识与精神力量，推动区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主体性与治理效能的同步提升。

　　文化产品除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外，还承载高度的文化与知识价值，直接关联人的意义秩序与生命形态。由此，提升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关键路径。方法上，应当遵循“母品牌统摄、多品牌协同”的系统化策略：以“晋文化”为母品牌，统领能源、数字、古建、非遗、红色、生态、文旅等子品牌，形成内在一致、外在多样、协同传播的格局。品牌在这里不仅是市场工具，更是公共认同的可视化机制与区域话语的生成装置。它把地方经验转化为可传播的象征体系，把地方叙事提升为国家话语乃至国际表达，将文化资源持续转化为价值链与发展力。

　　新晋学以历史为底板，以学理为支点，以实践为动力，以空间为承载，以治理为方向，以品牌为扩散，实现从地方经验到普遍方法、从文化哲学到现实动员的双重效果。这种把唯物史观落地为区域文化方法论的努力，使之兼具理论的建构与实践的可操作性。

　　结 语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新晋学》是对山西历史与现实的精细分析所凝成的思考成果。它以唯物史观为方法，把当下山西的集体经验上升为理性表达的集体意识：在一个有限而真实的共同环境中，分析人与人协作所生成的时代意识，汇聚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经验、知识、价值、意志与行为，并形成可共享的价值判断。由此，新晋学呈现出山西区域实践的新内容、新方式、新领域，尝试搭建起一套面向当代的区域文化新谱系，阐释已经显现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格调所内含的精神力量，进而拓展山西文化的新发展、新变革、新形态，书写山西的时代化新肖像，提升山西人生命内涵的新方式、新追求、新作为。

　　新晋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调，以山西这片厚重的土地为实践场域，将思想、生活与时代重新编织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文化自觉的现代图景。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晋学从唯物史观的文化哲学出发，串联起山西由资源型经济向文化型社会转型的思想线索；从现实的角度看，它在右玉精神、能源转型、公共文化建设等案例中，展示了地方文化如何回应现代化的挑战与机遇。文化不再是“被动继承”，而成为“主动创造”；不再是“记忆的符号”，而成为“未来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让“山西经验”具有了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区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地方自说自话的孤例，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可复制样本。通过山西这一窗口，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如何在地方的具体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与精神生长，看到思想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中发芽、开花、结果。

　　因此，新晋学不仅是一种地方文化研究的新样态，更是一种文化哲学的新启示。它以山西为例，展示了思想如何落地、文化如何生长、共同体如何凝聚——这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一次生动实践。

　　讲座地点：太原综改区顺天立文化大讲堂

　　主  讲  人：白志鹏

　　时　　 间：2025年7月10日

　　白志鹏，山西吕梁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教师，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早期文本、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