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可

　　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无疑是近些年现象级的存在。从话剧首演，到电视剧的家喻户晓，再到电影的震撼上映，这部仅9万字的作品，以“轻”的形态撬动了大众对历史、职场与人性的深度思考。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古咏叹，遇上唐朝小吏李善德的荔枝转运 任务，一场关于轻阅读与历史重量的对话，便在文字与光影的交织中徐徐展开。

　　何为“轻阅读”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买书容易读书难”早已成为普遍的阅读困境。正如萨特在小说《恶心》中，主人公洛根丁在图书馆结识的自学者，试图按字母顺序啃完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最终却陷入巨大的虚无之中。这一情节，恰似当下读者的真实写照——2024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纸质书多达22万余册，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书籍的海洋，人们不仅面临“读不完”的焦虑，更深陷“到处都是水，哪一滴是能喝的”与“到处都是水，哪一滴是我该喝的”的双重迷惘。

　　从阅读逻辑的演变来看，在当下，传统“写—读”模式中作者主导的格局早已被打破，姚斯的接受美学所倡导的“读—写”审美共同体愈发凸显。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下，网络文学与大众娱乐的紧凑化、光影化特征，催生出文学褪去厚重外壳的变革，而“轻逸”恰好为这场变革提供了美学指引。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走红便是例证——这部曾因不符合现代派文风而发表遇阻的作品，经电台广播后收获十几万封读者来信，最终成为经典，足见读者的接受才是作品意义实现的关键。这一现象，以及之后作家的不断影视“出圈”，无不印证着“读者优先”时代的到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基于“轻文本”的“轻阅读”，其意义便不言而喻。然而，“轻阅读”却常常被误解为浅显、粗俗的“浅阅读”。为了打破这一误区，我们需要了解真正“轻阅读”的本质。事实上，其内核源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出的“轻逸”美学。1985年，这位文学大师为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筹备讲稿时，勾勒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五大核心术语：“轻逸”“迅速”“确切”“易见”“繁复”，“轻逸”位列其提出的五大核心术语之首。

　　在对“轻逸”的本质作出诠释时，卡尔维诺征引了两个知名的例子：其一，珀尔修斯斩杀美杜莎。在此，美杜莎的眼睛代表着会将人石化的沉重现实，无论是厚重的历史枷锁，还是复杂的人性困局，若直接直面，只会被其吞噬；而珀尔修斯通过盾牌反射的光影完成斩杀，正隐喻着文学应秉持的叙事智慧——以轻盈的笔触间接抵达真相，用灵动的故事化解晦涩与压抑。其二，卡夫卡小说《煤桶骑士》。在此，煤桶骑士在寒冬中，骑着空煤桶前往煤店借煤，因店主夫妇漠视，最终被当作“轻得能被风吹走的人”，消失在风雪中，从而暗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整体社会生态与生存境遇。进而表明，这里的“轻逸”并非毫无重量的轻浮，而是“飞鸟掠过塔尖”般带着重量的飞翔，以及对社会状况的文学式反映。依此出发，在卡尔维诺眼中，理想的“轻阅读”文本，应该是《小王子》这样的作品，读者能在短时间内读完，却能在反复品读中收获新的感悟——它既有对人性的洞察，又有对现实的观照，更能激活读者的情感共鸣。有历史或现实的锋芒，用故事与细节承载深度，无知识堆砌的累赘，读完后能引人回味与思考。

　　《长安的荔枝》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符合了卡尔维诺所言说的“轻阅读”文本的特质。以下，让我们走进这一著作，来感受其所呈现的一颗荔枝里的大唐，以及大唐盛世下的众生生存镜像。

　　微观里的大唐褶皱

　　《长安的荔枝》的作者马伯庸，能够成为“轻阅读”领域的标杆性作家，绝非偶然。这位1980年出生的“文字鬼才”，有着极为丰富的成长与创作履历：长在桂林，学在上海，曾留学新西兰，父母的工程师身份让他得以在阅读上“不设限”，自幼酷爱《三国演义》的他，还会对照原著与电视剧进行深度研究。1997年，他开始在网上发布戏仿名家的文章，1998年踏入原创领域，2001年成立“后清”社团，研究生时期的《QQ 怪谈》（后改名《她死在QQ上》）让他初尝走红滋味。2004年，正在撰写毕业论文的马伯庸为缓解压力创作《风起陇西》，其间因对汉中地理风貌描写出错，经读者指正后实地考察并修正。这部作为他出道之作的作品，2005年正式问世。同年，他以小说《寂静之城》斩获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此后近十年，他在施耐德电气任职，却从未停止创作：2007年推出《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凭《风雨〈洛神赋〉》拿下2010年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摘得朱自清散文奖，《古董局中局》也在同年出版并成为年度畅销书。2015年马伯庸辞职全职写作，并进入高产期，《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等作品接连问世，还斩获茅盾新人奖、骏马奖等重磅奖项，16部作品实现影视改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IP。

　　在马伯庸的整体创作格局中，他所秉持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核心原则，显得尤为重要。他擅长以微观历史撬动大历史，打造“阿基米德支点”式的叙事。在其“见微”系列作品中，《太白金星有点烦》借神仙职场揭开西天取经的幕后机理，《桃花源没事儿》以妖怪日常演绎职场生存，而在《长安的荔枝》中，同样贯穿了这一创作理念。

　　《长安的荔枝》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藏着两个温暖又现实的契机：一是马伯庸辅导儿子作业时，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追问。他当时想，真的“无人知”吗？那些为转运荔枝奔波的底层小民，他们的苦与乐为何从未被历史记载？二是他读到明朝小吏周德文的故事：周德文为朱棣迁都北京督办土木工程，东奔西走、积劳成疾，最终病逝于宛平，这个基层小吏的悲剧，让他决心书写小人物的历史。

　　《长安的荔枝》的故事，定格在唐玄宗天宝十四载。长安小吏李善德，人到中年仍碌碌无为，既无官位晋升，也无财富积累，是典型的底层“打工人”。一次醉酒后，他稀里糊涂接下了一项“荔枝使”的差事：要在贵妃诞辰前，将岭南鲜荔枝转运至长安。这差事看似是“肥差”，实则是绝境：岭南与长安相隔五千余里，山路崎岖、水旱交错，而荔枝向来有“一日色变，三日味变”的形象描述，在唐代的运输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保命，也为了兑现对家人的承诺，李善德开始了一场孤注一掷的“荔枝转运”。他拆解转运流程，测算路线耗时，协调各方势力，既要应对官场的推诿算计，又要克服自然条件的阻碍。他曾规划四条转运路线，却发现各有弊端，最终综合优势选定了一条水陆兼具、舟马共用的最优方案：从广州出发走梅关道至吉州，再转潭州弃马登船，经汨罗江入洞庭湖、渡长江转汉水，又经襄河、丹河到商州，最后换马沿商州道过蓝田抵长安。全程四千六百里，耗时十一天，最终卡在想尽办法延长的荔枝保鲜的极限期内，送往了长安。

　　这个看似“物流奇迹”的故事，实则藏着大唐盛世的深层褶皱。在此，一颗荔枝，成为窥探大唐命运的窗口：为了博贵妃一笑，朝廷不惜耗费3万多贯钱财，无数驿马累死、百姓流离，最终换来了送入宫中的两瓮不足40颗的新鲜荔枝，可贵妃最终只是看了一眼荔枝便弃之不顾。这背后，体现了官僚体系的低效与倾轧。从顶层的权力意志到层层盘剥，庞大的帝国机器看似精密，实则早已沦为吞噬民生的泥潭。进而，它还表现了盛世下的危机四伏：开元天宝的繁华表象下，是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也是王朝由盛转衰的伏笔；同时，这部作品更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理念的深刻诠释。它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王侯将相的独角戏，而那些诸如李善德般的小人物及其身后的芸芸众生，才是真正撑起时代的基石。

　　古老故事的现代转译

　　《长安的荔枝》能引发广泛共鸣，其核心还在于实现了古老故事的现代转译，整部作品让唐代小吏的命运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形成了跨时空的对话。无疑，李善德充当了历史洪流中“生活难”与“做事难”的代表，而当代人则在KPI、绩效考核的裹挟下，上演着相似的挣扎。

　　李善德在长安漂泊十八年，年过四旬仍租房度日，这像极了当代大城市里的“打工人”。拿着不高的薪资，背负着房贷、车贷，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疲于奔命。恩格斯曾在《大城市》一文中这样形容伦敦：“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如今，我们的城市生活境遇与之何其相似。当巴尔扎克那自信满满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现实景观展示，被置换为卡夫卡“一切障碍能摧毁我”的无能为力的荒诞与虚无，我们在工业、科技、商品、公众、舆论等现代介质构筑的现代网络中，在绩效压力下有时就像卡夫卡《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从而一定程度地失去了自我。

　　在此，我们看到李善德自始至终从未彻底沉沦，他的挣扎里，藏着当代人亟须的精神力量。首先是“破局”的勇气。在接到荔枝转运任务后，他也曾心如死灰，是杜甫讲述的老兵故事给了他希望：老兵初上战场时异常胆小，却为了活下去奋起反击，斩杀敌人后才明白“绝境中不能放弃自己”。这个故事让李善德下定决心孤注一掷，而这份勇气，也正是当代人在困境中最需要的。无论是职场的任务，还是生活的一地鸡毛，唯有不放弃，才有破局的可能。

　　其次是坚守的智慧。李善德的朋友曾劝他：“反正任务完不成，不如趁‘荔枝使’的身份捞一笔，给家人留些钱财。” 可他却选择兢兢业业做事，不仅反复测算路线、试验保鲜方法，还在转运中尽可能减少对百姓的侵扰。同时，他原本只计划砍10株荔枝树，却因局势失控导致整片荔枝园被毁，为此满心愧疚。这份真诚与悲悯，在当下尤为可贵。在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总有人像李善德一样，守着内心的底线，扛着责任前行。

　　更难得的是，李善德始终有着“听见自己声音”的清醒。在封建官僚体系的碾压下，个体的主体性极易消隐，可他却在绝境中坚守着自我。他没有被权力异化，他在完成任务后，敢于当着杨国忠的面质问：“为了一盘荔枝，耗费3万多贯，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值得吗？”这份对自我的坚守，是对抗灵魂异化的最好武器。

　　此外，李善德还唤醒了人们“与大地沟通的本真能力”。海德格尔曾解读梵高的绘画《农鞋》：朴素的鞋里藏着农妇的艰辛，粘着湿润的泥土，回响着大地的召唤。而2025年夏天一篇务工者的文章《我的母亲》，更道尽了普通人对故土的眷恋：“坟头的草青了又黄，我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了，等扛不动水泥，就回村挨着那堆土躺下。”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习惯了躺平、佛系、emo，却渐渐失去了与大地、与故土、与内心的联结，而李善德在岭南与荔枝农阿僮的相处，在转运路上与昆仑奴的交集，都在提醒我们：要守住这份本真，才能在疲惫的生活里找到精神的锚点。

　　最后，李善德的故事里，还藏着“爱的勇气”。他的妻子说：“他这个人，笨拙、胆小、窝囊，可一定会豁出命去守护珍视的东西。”为了家人，他甘愿赴汤蹈火；对岭南的荔枝农，他心怀愧疚；就连对身份卑微的昆仑奴，他也能敬上一碗酒，而这碗酒，也成了昆仑奴后来舍命保护他的缘由。就像乔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里写的，爱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对身边人的珍视与担当。在李善德身上，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爱与善良，也明白生活需要彼此照亮，正如古希腊神话里的隐喻：人原本是四臂的存在，被劈开后，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半，唯有相互支撑，才算完整。

　　轻文本的历史重量

　　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不仅具有翔实的叙事内容，还有苦心经营的精妙艺术手法。他采取了“考据为骨、想象为血、现代为魂”的文本构筑理念，从而让“轻文本”稳稳地接住了“历史的重量”，从而打破了小说叙述中“历史虚无主义”与“考据与通俗对立”的双重局限。

　　首先，是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曾为历史书写提供了多元视角，其核心观点“历史由叙述构成”“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打破了传统史观“宏大叙事”的垄断。但这种思潮若走向极端，便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为了追求叙事轻盈随意篡改历史，让作品失去根基。而马伯庸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恰好守住了历史书写的底线：大的历史史实绝不曲解，小的细节则可合理想象。

　　其次，他还打破了考据与通俗的二元对立。传统历史书写若操作不当，会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沦为枯燥的考据札记，满篇史料却毫无故事性；要么变成轻浮的穿越爽剧，只顾娱乐却失了深度。马伯庸则另辟蹊径地规避了以上局限，他在考据的基础上展开想象，让历史既有真实的骨架，又有生动的血肉。

　　马伯庸所采取的“考据为骨、想象为血、现代为魂”的文本构筑理念，集中体现在历史细节的“考据性想象”与叙事节奏的“轻重配比”两个层面。

　　在历史细节的“考据性想象”上，马伯庸做得极为扎实。比如小说中“分枝植瓮之法”，是对宋代《荔枝谱》“烈日中以箬叶裹之，保藏数日”记载的逆向推演；“盐洗隔水之法”，则借鉴了清代《广东新语》“以盐梅汤浸之，可致远”的保鲜原理。而转运路线的设计，更是严格对照史料：梅关道的崎岖契合《元和郡县志》“岭路险恶，人苦峻极”的描述，西京道的平坦则符合《通典》“驿路宽平，可并行两车”的记载，真正做到了“地图勾画之处，就是叙述穿越之处”。

　　在叙事节奏的“轻重配比”上，马伯庸同样别具匠心。整部小说以“倒计时”为线索，李善德从接下敕牒到完成转运，每一步都紧扣时间节点，形成了类似悬疑剧的紧凑节奏，让读者在阅读时始终紧绷神经。与此同时，他又巧妙融入家庭、友谊、爱情等温情故事，穿插岭南的地域风情、唐代的民风民俗，让紧张的叙事多了几分舒缓。比如李善德与妻子的生离死别、与杜甫的知己之交、与阿僮的惺惺相惜，都为冰冷的历史增添了人情温度，实现了轻重节奏的完美平衡。

　　这种书写，既规避了历史虚无主义，又让历史变得可亲可感。就像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在《坛子轶事》里写的：“我把一只坛子放在田纳西，它统领四方，荒野向它涌来。”大唐王朝就像那只坛子，以权威构建起神圣体系，却剥夺了小人物的历史主体性；而李善德的荔枝转运，恰似一枚楔子，撬开了封建秩序的缝隙，让读者看到了历史的褶皱，也读懂了轻文本背后的历史重量。

　　轻阅读的智慧提纯

　　从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到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我们对轻阅读有了全新的认知：轻阅读不是浅尝辄止的消遣，而是智慧的提纯。它以轻盈的文本形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人性，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完成对历史的思辨、对自我的观照。

　　在这个信息爆炸、时间碎片化的时代，以“轻文本”为载体的轻阅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历史、与世界对话的新方式。它不要求我们耗费数月去啃完一部大部头，却能让我们在几个小时的阅读里，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人性的复杂，找到与自身境遇的共鸣。就像《长安的荔枝》那样，当我们合上书本，再回望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所看到的不再只是浪漫的宫廷轶事，还有底层小吏的挣扎、盛世背后的危机，以及藏在历史褶皱里的人性微光。而这，正是轻阅读的魅力：以轻驭重，在文字的轻盈中，收获思想的厚重。

　　讲座地点：山西省图书馆

　　主  讲  人：董晓可

　　时　　间：2025年11月30日

　　董晓可，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赵树理文学研究会理事，发表文学评论作品70余万字，荣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有文学评论集《盖茨比的鞋子》、学术专著《80年代文学的话语重建与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