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殊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用标签去定义文学作品。

　　无论是红色、绿色题材，还是先锋、玄幻类创作，所有文学归根到底书写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既然是人，就只有生活的时代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行事的方式不同，而没有色彩、主题的区分。

　　不同的时代，必然铸就不同的人物命运。

　　人们对红色文学作品的普遍理解，往往与战争有关，与英雄有关，与赞美有关，进而就是和教育有关。

　　不是这样的。至少，我不是这样理解的。

　　我创作过多本与战争有关的书，也多次说过我的书写并不是还原战争，我的关注点是战争中的人；我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而是无名战士，是寻常百姓。

　　没错，这些人物所处的背景是战争时期，但文章表达的内涵，并非只是大家理解的色泽。

　　我之所以写下一系列被贴上“红色”标签的作品，是因为我有一个被冠以“红色老区”的家乡——武乡。拥有浩荡奔涌的浊漳河、巍峨雄壮的板山、黄金般灿灿的小米，武乡的色彩本就无比丰盈，但她身上最浓的底色，或许是当年与太行群山万千百姓并肩，以小米加步枪坚守故土，淬炼出不朽的太行精神。

　　作为一名武乡人，我从小就知道这片土地苦难深重。懂事以来，爷爷奶奶就坐在炕头讲述他们青春年代以血肉之身抗敌的往事。就连我的邻居、那名个头矮小沉默寡言的放羊汉，也用手中的羊鞭驱赶过日本人。

　　那些老人、那些青年、那些妇女、那些孩童，都过早懂得了什么叫流血、什么叫牺牲。

　　面对一把刀，你会怎么做？卷入一场战争，你会怎么面对？

　　那些生活在农田里的普通人，就是突然遭遇了这一切。也因此，他们出现在我笔下，必然不会是电影电视中那样的英雄。而我，也从未想过把他们塑造成概念里的英雄。

　　有老兵曾愧疚地告诉我，当年村干部做工作让他参加八路军，他犹豫过，因为他怕死！他们都是农家孩子，如何不怕死？他没有时间演练，没有时间做心理准备，直接上了战场，逼着自己放下恐惧，举着一把并不锋利的刀向前冲。

　　那一刻，他什么也不想，只想保卫家，保卫亲人。

　　战场上大多数青年便是这般朴素。他们不曾立下高远志向，更无成熟的救国理想，只是在侵略与邪恶面前，唤醒了刻在骨子里的民族血性。

　　同样，我的作品《红星杨》与《红手印》中那些孩子，也并非读者惯常概念中的小英雄，他们都是农家娃，没有机会接触“朱德儿童团”，也没有送过鸡毛信。战火袭来时，他们尚且不懂恐惧，照旧去搭喜鹊窝，逃难路上依然要伸手帮一把待产的母羊，枪炮声中还要执着守候烤炉上的一块月饼……可当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战争时，很快识别出善与恶，义无反顾站在正义的一方，哪怕流血，哪怕牺牲。

　　那样的环境中，如果一名青年敢于放下熟悉的锄头扛起陌生的枪炮，就是英雄；一位老人敢在带刀的敌人面前从容喝下一碗和子饭，就是英雄；一位妇女在敌人搜山时将哭闹的孩子捂在乳房下，就是英雄；一名少年敢对拿刀的敌人说声“不知道”，就是英雄。

　　他们并不想成为这样的英雄，种地多好啊，放牛多好啊，逗逗孙儿多好啊，在灶台上听着孩子哭哭闹闹多好啊！他们也并不知道这就是英雄行为，他们只是明白，当家园被占、当亲人被辱，不能袖手旁观。

　　无论是书写前还是书写中，我从来没有给笔下的主人公涂上红艳艳的色泽，我只是如实写出他们在非常时期的选择。纵使在今人眼中他们足够伟大，可有人一生都无法与自己和解：“那么多人都死了，我怎么还活着？”

　　经常被人问起，这些作品传递了什么样的教育意义？我的回答是，我创作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教育谁，我只是给大家讲述了一些特殊年代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战士，有百姓；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他们的形象，没有拔高，没有神化，不是完美的符号英雄。

　　他们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英雄。

　　可是，他们就是英雄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