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明的出现，从社会文化的层面来看，应该是阶级的出现与国家的形成。比如通过对陶寺遗址的发掘研究，我们知道在陶寺时期已经形成了形态比较完备的国家。但我们也清楚地感到，诸如陶寺遗址发现的“国家”，似乎与我们今天一般情况下所说的国家很不相同。远古时期的国家，只是一种体现出“国”之形态特征的区域。它们更主要的是依靠影响力来维护国家的运行管理，而不是行政权力。在形态上，往往只是一个初级的城市——即使是城市也往往类似于今天的村寨。这里存在今天看来比较简单的管理系统，有初级的社会分工。在这样的城市周边，还生活着大量的民众。他们在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要依靠其中心城市，也就是都城，也因此被视为属于这一“国家”的人。这一时期的国家，更具体地说，应该是“古国”。

　　一些古国地处偏远，或者人口稀少，发展不够。还有一些则在经济、文化、科技诸多方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成为某一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协调调动别的国家参与共同事务，因而被视为是具有统领意义的国家。其代表性人物往往被认为是某一时代或朝代的领主，被后人称为“帝”或者“王”。这就出现了国与国的不同。那些帝王所在的国家往往经济发达、实力雄厚、文化繁荣、礼制初备，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拥有了初级形态的王权，能够“协和万邦”。它们具有统领的中心意义，被视为中央之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帝王所都的国家，被称为政治文化意义而不是地理幅员意义上的“中国”。所谓“帝王之都为中国”。那么，当我们讨论远古时期的“中国”时就要明白，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也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中国，而是远古文明初现时期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由于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帝王，其所居都城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这就出现了不同的中国。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中，“中国”是一个变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比如也有论者认为，二里头时期的古国也是中国。那是因为夏之都城从陶寺一带迁徙到了黄河之南后，又在今天的二里头建立了都城。所以也可以说这里是当时的“中国”。在国家出现之前，尽管后人有“三皇五帝”之说，但并不是所有的皇、帝时期都形成了国家。很多时候他们仍然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最早的“中国”，就是要从历史演变与考古实证中寻找到证据来证明哪里是最早的中国。

　　既然这样的“中国”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就有一个“中”的问题要解决。关于“中”，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现实的，就是那些能够“协和万邦”的帝、王所在的都城统领的古国。帝王所都的国家应该是所谓的“中央之国”。另一方面是意识中的，或者说非现实的，就是某一国的帝王虽然具有协和万邦之德，但仍然需要找到一个能够通天达地的“地中”。这个地中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意识中认为具有“地中”才能通达“天极”，才能证明这样的国家之主是天所认定的，是拥有天之授命的正统地位的。正如《周礼·地官》中说的，地中，天地之周合也，四时之两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安阜，乃建王国焉。有地中，或者说建在地中所在之地，这样的国家才是顺应天意的，是得到天之护佑的。其帝王才是具备了统领人民、协和万邦的德性的。从“中”字的形成来看，也体现了这样的含义。“中”字中间的一竖，就是圭尺。其横贯这一竖的类似于“口”字的长方形就是在圭尺上移动来测量数据的圭表。也就是说，“中”字在其形成之初体现的含义就是用圭表来找到地中。

　　在较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存中，已经出现了国家的形态。但是，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对周边国家的协和统领之势，也不处于“地中”之地。它们只是活动于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还不能说是，或者说属于“中国”。那么，什么时候，哪里的国家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在陶寺建立了都城的国家。

　　陶寺时期大致对应了尧舜禹时代，特别是尧时期。尧是历史上的五帝之一，具有了王权性质。同时，尧也是历史上最具创造力与影响力的贤君，具有“协和万邦”的品德与能力。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一支存留至今的圭表。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与反复研究，认为这一圭表就是用来测量日影以确定地中的工具。我们知道尧曾命羲、和二氏往四方测天象，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技术水平。专家们根据《周礼》中说到的“凡建邦国，以土圭测其地，制其城”的记载，以及《周髀算经》中的测算方式，确定了陶寺用圭表测量出的地中——陶寺观象台的观测圆点，寻找到了由此确定的都城中轴线，证明陶寺古城确实是具有“中”之意义的都城，是“中国”所在之地。

　　在中国相关的典籍中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记载。在这样的描述中，河东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冀”是天下之中。不论是舜划定十二州，亦或是禹定九州，冀州均是天下的中心，是帝王所都之地。《孟子》《史记》等典籍中都有“之中国”说。帝尧决定去世之后禅位于舜。可是舜避让尧的儿子丹朱，不去就位。尽管如此，老百姓与各诸侯有事都不去找丹朱，而是找舜。舜感慨让他继尧之位是“天也”，就是说这是天之命，不能违背。在舜帝认识自己的天命之后，“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舜帝”。“之中国”，就是到中国。只有到了“中国”这一帝王之都，才能就天子之位。否则，舜就不能算是继承了尧帝之位的君王。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陶寺就是尧的都城。舜要继尧之帝位，就必须到尧的都城，也就是陶寺。陶寺就是“中国”。

　　在此之前，还有没有更早的中国呢？这取决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看是否出现了我们讨论的古国。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就不可能有中国。二是要看在这样的古国中有没有出现能够协和万邦的帝王。如果有，其所都之城就大致可以视为中国。如果没有，尽管有可被视为国的地方，仍然不能说这是中国。三是要看在这样的古国中是否找到了地中。如果没有找到，其地位就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不被其它国家承认的。或者说也不可能是中国。根据史籍记载，在尧舜禹之前，国家还没有出现，自然也不可能有“中国”。尧是最早被认为既拥有国之都城，又能够协和万邦的帝王。那么，尧所统领的国家，应该是最早的中国。

　　苏秉琦先生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禹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贡”，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他认为，这个“中国”是一个“共识的中国”。也就是说，它不是具有完备权力系统的中国，而是一个更多地依靠文化认同来达成共识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