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延安见证烽火岁月

　　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

　　他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两个笔记本上，在真实记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的同时，也为中国乃至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作的艰苦努力，开启了视野，解开了谜团。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同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毕森从一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

　　书中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呈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必然性。毕森在笔记上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同往延安、并曾担任过国民党高级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1973年英文首版的序言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

　　尘封80年后再度引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作者毕森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和照片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

　　毕森一行从延安返回之后仅五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毕森回到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内实行麦卡锡主义，对左派知识分子进行打压和排挤，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开美国。毕森在美国国内受到各种怀疑和排挤，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并成为这所学校中国和文化课程的奠基人。虽然命运多舛，但是毕森严密而谨慎地保护了这些珍贵的笔记，只是没有机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面世。

　　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势推动之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这本珍贵的笔记，书名为“Yenan in June1937: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直译为《1937年6月，与共产党领袖们的对话》，是为毕森访问延安36年之后第一次出版英文版。

　　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之后，并未引起关注，一直到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本书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的《延安笔记》一事，引起编辑注意，开始按图索骥寻找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渠道和方式，并最终寻找到这本从未在国内出版的珍贵史料。

　　像一本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从2019年起，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将这本最初译名为《延安笔记》的图书，作为每年出版选题的重中之重。在各方协助和推动下，从动意引进《延安笔记》中文版至今，用了将近三年时间，最终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研究中心取得联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通过邮件往来，购买到该书中国大陆出版权。

　　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了这本珍贵史料的所有出版流程，将80多年前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推出。

　　为了确保《1937，延安对话》一书的严谨性，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多次对稿件进行校对、加注，联系译者对细节进行修改，还将书稿送给有关专家审定党史事实。党史专家陈晋在序言中写道：“它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李岩说，“这是一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是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当代》杂志主编，本书责任编辑孔令燕直言，该书是她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用时长，是因为客观原因。投入情感多，是因为在编辑该书的过程中真正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信念、理想光芒所震撼。 

　　据《北京晚报》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