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堰、南屯，其实都在我的家乡武家庄村的北面。南堰，在西北向，约有2里远。南屯，则在正北向，约有5里远。曾经，即将到来的农历八月初五，是南堰村的“会”。而这个“会”，与农历三月初三南屯村的那个“会”，曾是晋阳湖北边这一大片区域中，两个最古老、影响也较大的“会”。  “会”，全称似应为“庙会”，它是以寺庙的节日或因某些特殊的原因而形成的，在特定的日子里举行的集会。最初，应该是以祭祀为主，近代以来，则以商贸为主了。南堰，是旧太原县四大集镇之一（其余三个为晋祠、北格、小店）。到民国年间，南堰镇已逐渐衰落，无法与其他三个镇比肩了。但八月初五的“会”，却一直传承下来，且繁华如旧。据说，这个“会”是因该村北堡外的关帝庙（早已不存）而起，延续应有三四百年了。  旧时，广大农村几乎村村有庙，不少村甚至都不止有一个庙，有庙即有祭祀，有祭祀则大多会形成庙会。但历经沧桑，这片地区不少村的庙会失传了。唯独南堰村和南屯村的“会”延续了下来。究其原因，一是这两个村规模较大，且地处交通要道，人员聚散十分方便。二是这两个村的庙会日期较为特殊。一个庙会，传承年久以后，其起始的内涵往往会发生较大变化。像南堰的庙会，在记忆中已没有丝毫关帝的影子，而成了一种纯粹的民间节日和集市贸易。在庙会上，乡民们除可以看大戏和欣赏各类杂耍把戏以及会会亲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赶会，购买各种农用品和生活必须品。南屯的庙会在农历三月初，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春耕大忙即将开始，乡民们从庙会上挑选犁、耙、锄、锹等大小农具和骡、马、牛、驴等牲口，同时抱一头猪娃，牵一只羊羔回家，然后便开始一年的忙活。而南堰的庙会在农历八月初，正是秋风渐起的季节。农民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即将收获汗水换来的果实。在这个庙会上，他们选购杈、朳、木锹、镰刀、席屯等收获和贮存的用具，迎接秋收大忙的到来。孩子们则在会上缠着大人买一串葡萄，买一捧梨枣过过嘴瘾。由于这两个庙会一春一秋，和乡民的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一年一年红火下来便不奇怪了。  相对赶会而言，这一地区赶集的概念要淡一些。“集”是指定期或临时的市场，主要是进行商品交易。旧时，乡民们一是生活贫困，手中货币有限。二是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对商品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这一带离县城较远，除较大的商品在“会”上一次性购齐外，平时的针头线脑在游商小贩处即可买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由于物资匮乏，村里的供销社便包办了一切。而当时的政策更是严禁集市这样的“资本主义尾巴”存在。因而像我们这些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对“集”的记忆十分淡薄。  这一带乡村集市的出现，是上世纪末的事。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开放，经济发展，先是在这一带的义井、电厂等居民密集的地方出现了集市，而后，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开始活跃在村里乡间。到上世纪末，这些商贩就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而乡村间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少村民连蔬菜、粮食也依靠市场供给，开始期盼一种定期集中的采购场所出现。大约从1999年开始，在这一片地区，一种循环集的集市形式便应运而生了。商贩们依据固定的日期，一个星期分上下午在14个村庄循环办集，即：星期一上午，冶峪村，下午罗城村；星期二上午新村，下午武家庄村；星期三上午南屯村，下午新庄村；星期四上午西寨村，下午古城营村；星期五上午金胜村，下午董茹村；星期六上午南上庄村，下午义井村；星期日上午南堰村，下午吴家堡村。这一形式，不仅方便了村民，也大大促进了商品交流。有些村的“集”已形成一定规模，像南堰村，每逢星期天，商贩们一大早便赶来占位经营，摊位从村里延伸到村外，商品琳琅满目，邻村的村民和住在义井等处的市民也纷纷赶来，一上午人流熙攘，市声鼎沸，俨然一个小庙会。  几乎是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繁荣，生活提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这一地区曾兴起一股修庙盖庙热，而伴随着这股热潮，一些久已消失的旧庙会也悄然恢复了。更有一些原本没有的庙会也诞生了。就在南堰村周边，一时间，便出现了如罗城村农历八月初一的小大王庙会，董茹村农历四月十八的奶奶庙会，武家庄村农历四月二十八的关帝庙会，西寨村农历八月初八的真武庙会，吴家堡村农历九月十八的观音庙会，古寨村九月十九的奶奶庙会等十来个规模不等的庙会。而每当过会时，毫无例外都会唱戏以贺。  “会”和“集”，能应势而生，应势而盛，也会应势而衰，应势而亡。如今，由于城中村改造，这一带的村庄，几乎全部被拆。有些村的村民，已住进了高楼，有些村的村民，还在等待回迁。这一大片土地上原生态的村庄，已不复存在。而周边环境，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中那种适合“会”和“集”生存的土壤，已彻底消失了。如今，南堰和南屯村，当年的热闹，早已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