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时期，洪水肆虐。所谓“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对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舜命其子禹来治水，终于取得了成功。大禹治水成功的原因就是在总结了鲧失败的教训后意识到，仅仅依靠堙堵是行不通的，必须适应水势的规律，改变思路，采取疏导的办法。于是，疏川导滞，决汩九川，陂鄣九泽，合同四海。在大禹与他的同伴伯益、后稷等人的努力下，终于疏通了各地水系，将大水从小河导入大河，大川导入大海。山脉畅通，河流归顺，人民生活安宁。从大禹治水成功的史实来看，如果不转变思想，创新思路，改革旧制，是不可能的。
春秋时期，诸侯呈强，诸霸争雄。晋国经历代之发奋，终成春秋五霸之一。
一直以来，改革图新的文化基因影响着晋地的发展进步，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要意义。从中华文明之思想价值的构建来看，晋地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践行地、变新地。由于炎黄二帝在这一地区融合新变，华夏族群形成，并逐渐发展壮大，终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尧舜禹三代，夏商周三朝，与晋地关系密切。或为建都之“中国”，或为孳生之地望，对儒家文化的形成影响至著。但是，晋地也是儒家文化不断新变发展的地区。孔子之徒子夏在西河讲学，成为儒家重要一脉。他强调不仅要讲圣贤理想，还必须能够学以致用，有能力行动来实现理想。荀子为儒家承前启后之人物。他在全面总结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强调法治精神，被视为是开启法家学派的重要人物。春秋战国，各擅胜场，诸侯纷争，晋地不仅出现了最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亦是纵横家的兴起地、名辩家的重要活动地、兵家的集大成之地。之后历代均有极为重要的思想家出现。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不同时期均有重大变革。特别是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政权变化频繁，治理方式多样。从炎黄二帝而言，其各族共主的地位，尽管史籍中记载是由于仁德的广披，但不能否认主要依靠武力来保障。至尧时，禅让制成为最重要的政权方式。而在禹时，尽管也实行了禅让，但最终结果是其子启开宗亲继位的世袭制。这种制度一直沿袭下来，终整个古代中国。从尧时已出现了分封制，至周时分封更为完备，但已经在晋地出现了郡县制的早期形态。北魏时期冯太后、孝文帝改革，对中国社会生产的影响至为关键，奠定了之后隋唐再次统一的基础。蒙元入主，大批中原士人进言要延续传统中原文化，忽必烈等采纳良言，变革蒙古游牧治理体系，积极实行汉化政策，稳定了蒙古的统治，支撑了蒙古的扩张。清末，社会变革风起云涌。晋地之杨深秀，以国家命运为己任，呈奏图新，舍命上书，力主变革，终献出了宝贵生命，成为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从经济发展来看，中华文明，以农为本。炎帝尝百草，种粟稷，教民稼穑，是为神农氏。但是炎帝时期亦“日中为市”，出现了最早的交易市场。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不断的技术改进与发展。从采摘到耕作，技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炎帝神农氏的主要功绩是辨别出什么样的植物可供人们食用。至尧时，出现了后稷，善相土，识良种，能够根据土地的品质来决定耕种什么最好，什么样的种子能够生长出更好的庄稼等等。至明清时期，晋商应时而现，得地利之便，往边镇运送军需物资，特别是晋南盐池之食盐。之后开辟通往欧洲之茶叶之路，成为连通中欧的通商大道。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又创立票号，便利了工商业的发展。他们生于盐，兴于茶，辉煌于票号，在不断的新变中谋生存，求发展，不仅对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亦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新变来看，晋地为中华之文化艺术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柿子滩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至两万多年的岩画，是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岩画。仰韶文化中半坡类型的人首鱼身彩绘向庙底沟类型的抽象花卉的演变，既反映出那一时期历史的演变，亦表现出人类艺术的新姿。商周时期，晋系青铜器从质朴厚重向精致典雅转变，是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体现。以云冈为代表的石窟艺术，从雄浑博大的草原风格、希腊犍陀罗风格向本土化演变，形成了“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艺术特色，多元文化的融合被视为“云冈模式”。佛教从西汉时期传入中土，一直存在与世俗世界的矛盾。至净土宗、禅宗的形成，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使佛教在中国得以发展壮大，亦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唐时著名的晋籍思想家王通，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不仅把佛教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使中国古典思想汲取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得以丰富进步。至清时，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中国亦受时潮之激荡，睁眼看世界。傅山一改以经学研究为中心的时尚，执著于子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领域。他与游历山西的顾炎武等结为至交，探讨国家兴亡之途。顾氏之治学重视考证，开明末清初朴学之风，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精神，“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的追求，强调既要研史，更要论今。晋人徐继畬作《瀛环志略》，系统介绍世界各国之大事，不仅对中国人认识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日本的维新变革，走向现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晋地求实新变，改革创新的精神是中华文明重要品格的典型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