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酷爱书法,他生平最得意并能珍贵传世的作品仅两件。一为《温泉铭》,原碑早佚,后在敦煌藏经洞发现拓片。另一件则是唯一存世的唐太宗御制御书《晋祠之铭并序》的原碑,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
晋祠唐碑全碑序文1003字,铭文200字,共计1203字。碑文内容除称颂唐叔虞功德、赞美晋祠美景外,主要是设祭酬谢起兵时唐叔虞的保佑。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李渊在太原起兵前为什么要专程赴晋祠向唐叔虞祈祷。
“昔有随昏季,纲纪崩沦,四海腾波,三光戢曜。先皇袭千龄之徽号,膺八百之先期,用竭诚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发迹神邦。举风电以长驱,笼天地而遐卷。一戎大定,六合为家。虽膺箓受图,彰于天命;而克昌洪业,实赖神功。”“先皇”无疑是指唐高祖李渊。李渊所继承千年的徽号,笔者认为是“唐国公”的爵号,源于唐叔虞的唐国封号。“膺八百之先期”是指承受周朝800年的天运之意。《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最末,有唐初史官的“史臣曰:周建五等,历载八百”。与周并举,意在凸显叔虞姬姓宗室的身份。简言之,唐国公李渊继承了唐叔虞的国号,由此并承受传自周朝的天运。进而他才怀揣诚心,一心一意地祈求美好未来。
“故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所以巡往迹,赛洪恩,临汾水而濯心,仰灵坛而肃志。若夫照车十二,连城三五,币帛云委,珍馐山积,此乃庸鄙是享,恐非明神所歆。正空竭丽水之金,勒芳猷于不朽;尽荆山之玉,镌美德于无穷。”《晋祠之铭并序》是为晋祠的唐叔虞而创作,祈祷灵验后,就要酬谢神灵的福祐。“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是说要酬功报德。“赛洪恩”是要设祭赛神报答神灵的大恩。祭品的选择上,太宗认为用珍宝、币帛、佳馐都很平庸粗俗,恐怕神明也不喜欢,最终镌刻晋祠碑为祭品。
贰 李渊向唐叔虞祈祷的原因
李渊在太原起兵前为什么要专程赴晋祠向唐叔虞祈祷?对此史书中并无直接记载,笔者拟从个人、军事、政治三个层面予以合理化推测与解析。
一、祈求个人、家人、家族之福。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就曾表达对在外地的李建成、李元吉的担忧,这也是他不急于起兵的原因之一。《资治通鉴》载:“时建成、元吉尚在河东,故渊迁延未发。”《大唐创业起居注》稍详:“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在李世民两次劝说起兵后,李渊对他说:“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从中能看到李渊对家人生命安全的关心。这里的“家”还有“家族”的含义。李渊的家不同于一般官僚家庭,他还是北周“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嫡传、关陇集团高级贵族成员、唐国公爵位继承者,他的肩上需要承担家族兴衰成败的重任。
二、凝聚太原士庶人心,增强义军的作战认同。隋唐时期,以晋祠为祭祀场所的唐叔虞崇拜是太原重要的民间信仰。李渊作为外来者,要想治理好太原,除有效的政治、军事管理外,获得本地士庶的拥戴也至关重要。李渊能从太原起兵,又视太原为“王业所基”不是偶然,这与他长期的政治耕耘紧密相关。
首先,李渊起兵获得了太原地方力量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伍伯常通过统计李渊起兵太原时所任将佐的地域出身背景,认为“颇能显示出就地取材和吸纳建制以外力量以冲击建制的特点”“就地取材,也是李渊吸纳反隋力量的原则和措施……李渊着意拉拢太原地方力量,清楚道出地缘因素的重要性”。
其次,太原下层群众也对李渊十分支持。李渊有两次大规模募兵:一是隋大业十三年(617)四月,刘武周反叛占据汾阳宫后,太原方面需要募兵征讨。“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募兵,旬日间众且一万。”“太原左近闻帝部分募兵备边,所在影赴,旬日之顷,少长得数千人。”二是同年六月决心起兵后,“自尔已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同时李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
起兵的三万义军多是太原附近的人。《册府元龟》记载唐武德二年(619)闰二月甲寅“帝引见并州元从将校以下,谓之曰:‘朕起义并州,以救元元之命,实诸君之力也。卿辈执羁靮从我,已三岁矣,朕每念之,无忘寝食,待东都平定,当放卿还故乡。’众皆曰:‘幸遇龙兴,获展微效,俱沾不次之赏。今天下未定,岂敢辞劳。但陛下初发太原,许定天下之后,与臣辈同幸并州。今銮舆未动,臣下何能独去?’帝曰:‘昔有此言,朕所以不忘。’于是廪食其妻子。”李渊引见的主要是将校以下的士兵,他希望这些人平定东都后能返回并州故乡。士兵们反对说:您当年承诺要回一起回,您不回我们怎么能回呢?不久后,四月甲寅,“出库物一百五十万段,以分赐太原元从人”。
由此可见,参与李渊太原起兵的元从将士除部分高级将领外,包括三万义军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太原及其附近的地方士庶力量。他们又是敬奉唐叔虞信仰的主要人群。李渊起兵前的祭祀性质兼有军事、政治目的,通过仪式向将士们传递神佑与天助的信念,从而建构出信仰实践和情感的共同体,有助于激发义军的崇敬感、使命感,进而达到凝聚人心、增强作战认同的目的。
三、通过唐叔虞来自我神化并建构天命。通过设祭酬谢唐叔虞,李渊建构起唐国公与古唐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宣扬自己是古唐国的继承者,利用爵号与封疆的名实契合,进行自我神化,以此证明太原起兵是天命所归。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初五,李渊在太原起兵誓师大会上发布誓词,讲完隋文帝、隋炀帝事后,特别强调发兵的合理性:“某以庸虚,谬蒙嘉惠;承七叶之余庆,资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戚里,家称公室;典骁卫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义无坐观缀旒之绝,不举勤王之师。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废昏立明,敢遵故实。今便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显赫家世、皇族姻戚的身份,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的官职,使李渊具有兴举义师、废昏立明的资格。
隋大业十一年(615),已经做了四十三年唐国公的李渊第一次到太原。《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陶唐,一般认为既是尧的国号又是尧的氏名。尧曾被封于唐地,故又被称为唐尧。古唐国先后有二:一是尧始封作唐侯的唐国;二是西周成王封叔虞于古唐国地而重建的唐国。太原在当时被认为是两个古唐国所在。《通典》载:“今之并州,古唐国也。昔帝尧为唐侯所封之国……周成王又封弟太叔虞于此。”在封建思维模式影响下,李渊认为属于唐国旧地的太原是唐国公的本封之土。隋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第二次到太原并任留守长期驻扎。回归唐国故土的喜悦情感再次被强调,“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李渊第一次来太原是“私喜”,第二次是“私窃喜甚”,对比体现出欣喜程度加深。既然李渊承认太原是古唐国旧疆,那么他就无法漠视唐叔虞作为唐国始封君这一事实,“逮乎唐氏,世有兹祥”便建构起:尧—叔虞—李渊三者之间唐国的承继性。因此,李渊去祭祀拥有唐国始封君身份的唐叔虞,不仅是神化的延伸,而且可能相信灵验性会更强。
综上,李渊两次赴任太原,都将“爵”与“土”的名实契合视为天命安排,这不仅成为支持他起兵的理由之一,也是李唐开国史中天命观建构的发端之一。统治太原的他不能无视叔虞是唐国始封君的历史事实,又必须正视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唐叔虞崇拜。为提升自己在太原的号召力,他在政治宣传上利用了作为唐叔虞土地和封号继承者的身份。鉴于此,无论是李渊还是太原士庶或许都相信起兵前祷于晋祠仪式的神圣性、祈福的灵验性和成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