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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院”到“书房”

彭庆东

王斌礼 绘

  75年前,太原解放了。爷爷领着全家从定襄的深山到了太原,在绿柳巷的城墙边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瓦房蜗居下来。门口搭个柴草棚子是厨房,晚上拎回尿盆就有了“卫生间”。好在全家人每天忙于生计,又没文化,所以也不需要什么书房、书桌。于是,小瓦房的功能还算齐全,宽绰有余。

  那时的绿柳巷,棚户区里没什么公用设施,还时常受北沙河的淹浸。我刚会跑跳时,潮矮的瓦房变成了危房,摇摇欲坠。好在爷爷的单位出手相助,全家搬到了南肖墙的关帝庙里,一家六口人与单位财务科挤在了西厢房里。财务科只有一个老会计,他下班后,西厢房就是我们的家了,我和弟弟趴在床上翻看着小人书,那时脑子里还没有书房这个词语。

  我入学后,老师讲了“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我这才听说了“书房”这个词语。“书房”是什么呢?它在城里的哪一块?放学后,我跑回家问奶奶找“书房”。于是,奶奶把一张小饭桌搬到了院子里的老槐树下,说这是“书院”,比书房要大多了。从此,我便在这小院里的大树下做作业。雨天把小饭桌搬到房檐下,冬天则搬进屋里的炕头上。好在那时作业不多,家里也没啥书籍,这“书院”可以到处流动。

  上世纪70年代,家里的炕实在挤不下我了。父亲便在屋门口借墙用弃砖、旧木料拼凑了个窝棚,顶上铺了一层石棉瓦,给我摆了一张单人床。于是,我趴在床沿边上做作业,算是有了个“书房”。从“书院”搬进了“书房”,没见过书房的我倒也感觉很理想,困了,可随时倒在床上做梦。

  成家后,我住到了爱人单位的筒子楼,生活设施方便多了,起码它是座二层楼房,有公用自来水、公共卫生间等设施。有了稳定的住房,又有了家的温馨,加之教师职业的使然,于是我做起了“书房梦”。一间20余平方米的屋子,我在门口右侧隔开了一小间两平方米的厨房,做饭之后,摆上高、低板凳,算是我的“书桌”。厨房兼“书房”,我可以在此备课、批改作业,所需的参考书都堆放在了地板上。“书房”有了独立的空间。

  新世纪初,太原旧城改造突飞猛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随着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的普及,我家又搬迁回了绿柳巷,而这一次则是三居室的高层楼房。这次,萦绕心中多年的书房梦终于变为现实。书房不能说雅致却也宁静,空调、电脑、暖气、打印机等设施一应俱全。书籍也有了它们的归宿——我把一面墙壁全部打成了书柜,里面放满了我几十年来的书籍,一张自由升降的大班椅摆在了书桌前,让我尽情享受舒适逍遥的坐姿。

  那一晚,我兴奋了一整夜,有书房的感觉真好!

  从“书院”搬进书房笔耕,我心中感慨万分,因为我的书房梦随着太原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每回都有一个“质”的跨越。

  我相信,将来我的“书房”还会飞跃到真正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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