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的北京暑热已渐，4日下午，我正倚床卧读。妻子在客厅猛然间惊叫：“啊呀，郭志勇去世了。”我急奔至客厅，她手机上有杭海路刚发布的消息。此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潞潞低沉的声音：“志勇今天凌晨突发疾病去世，后天举行葬礼，你快回来吧。”

　　泪水潮汐般反复冲刷着我惊愕、痛惜、思念和回忆的堤岸。

　　1980年冬天，我在大学实习期终于回到了阔别10多年的太原，参与创办《山西民间文学》杂志。童年时的玩伴任树贵在省建二公司上班，时与往还。一天，他说单位里有个很有才华的小伙子叫郭志勇，是位卡车司机，工作之余常写点东西，你给指点指点。隔天，任树贵就拿来一沓稿纸，说小伙子腼腆，先给你写了封信。是300字格的稿纸，整整11页。展读，隽秀舒朗的钢笔字体扑面而来。那字迹，那持重，至今铭记于心。

　　我和志勇近40年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郭志勇在五龙口省建二公司家属楼有个小两居，许多年后，我们仍对那个小两居充满温暖的记忆，那是我们诗意的栖居之地。彼时，我在省建四公司子弟中学教书，张锐锋大学毕业后在太钢钢研所工作，温玉星在太原化肥厂焦化分厂上班。几乎每个夜晚和节假日，我们从四面八方，骑着自行车急切地奔向志勇的小两居。没有寒喧，没有闲聊，聚在一起就是对文学的热议，兴高采烈，面红耳赤。

　　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雄辩，张锐锋博学缜密和工科生的严谨，温玉星间或一针见血的点评……郭志勇总是倾听，偶尔发表见地，清晰、简洁、有力。更多时候是为我们在电热杯里煮挂面，偶尔还有几颗鸡蛋，以供我们口干舌燥、饥肠辘辘时享用。

　　每每凌晨，我们疲倦至极，然后在床上和衣横卧，沉沉睡去。太阳升起时，抹一把脸匆匆向各自的单位奔去。

　　6月5日一早，高铁疾驰，掠过田野、河流、山峦，掠过城市和村庄。我随着列车的律动，梳理着志勇从卡车司机、青年诗人、总编辑、营养师、灯具供应商、“吃货团总教官”的生命印迹……

　　1979年，太原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作恢复正常。每到周末，文学青年从城市各处汇聚此地——阅读者如饥似渴，讨论者热火朝天，习作者如痴如醉，讲座者绵绵不绝。我和张锐锋大约是1981年秋天加入诗歌组的，豪放不羁的雪野、儒雅随和的谭曙方、老成持重的病夫、朴实的卢建设、幽默的常啸、活泼的张莲花、温和的曹翠则……他们都是诗歌组的主力军。其时我多次力邀志勇加盟，他可能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几度犹疑，直到1982年夏天才参与其中。从那时起，志勇系统的阅读，认真的研磨，跃跃欲试的创作开始了。

　　那时，我们都还没有成家，我、志勇、锐锋几乎形影不离。记得他与锐锋总是争执谁是兄谁是弟，因他一直坚称自己是1960年生人，比锐锋大几个月。

　　1983年8月，承蒙《山西文学》诗歌组长蔡润田的信任，借调我到编辑部初审诗稿。几经修改、反复打磨，郭志勇的组诗《道路，我悠长的歌》在《山西文学》1984年1月号刊出，并配发了“编者手记”，这是郭志勇首次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组诗并亮相山西诗坛。

　　1984年夏天，山西省作家协会筹办大型文学刊物《黄河》。委托我推荐一个热爱文学、熟悉太原、勤勉稳健的年轻人承担刊物的相关编务。那时郭志勇已到省建二公司团委工作，综合多种因素，我郑重推荐了志勇。从此，郭志勇正式步入山西文坛。

　　1984年初，我考入《太原日报》副刊部工作后，长治的郭俊明接替我到《山西文学》编辑部初审诗歌稿件。在南华门东四条那个绿色氤氲的院里，志勇、俊明二郭都喜豪饮，都爱下象棋，文友酒友棋友，过从甚密……

　　1987年，郭志勇离开工作两年多的《黄河》杂志社，转而投入创刊不久的《山西建工报》。他在省作协的工作得到了同事和作者的认可，他也开阔了文学视野，增加了社会阅历，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作家、评论家……

　　倏忽间，我想起了1980年冬夜那封11页的信，想起了第一次见面时他玉树临风的身姿。

　　郭志勇在2011年11月24日的日记里曾这样记述：

　　“感念31年前那位提示我去看但丁、惠特曼和聂鲁达的兄长——诗人陈建祖，因为您，我得以用诗的眼睛去看望人生的风景，每每感念这些，我都热泪盈眶……”

　　我想起2015年春节的那次文友聚会。酒酣耳热，频频合影后，志勇将我们夫妇送回下榻处，街上花灯斑斓。临别，他拉着我的手说：“哥，我和你最亲。”我说：“我知道。”

　　次日晨，手机收到短信，是志勇的：“哥，你给了我世界观，就给了我一切！”

　　噫嘻，俱往矣……

　　（摘编自《山西文学》202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