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简单来说，就是保护那些珍贵的传世文献。当我们引以为傲地去畅谈中华文明的缘起时，背后其实都少不了历史文献的记载做支撑。即便是在今天，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但对历史文献进行校对、考证、梳理依然是进行专业研究必备的基本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口耳相传的可靠性终究比不上卷帙浩繁的文献记录。

　　回望历史，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文书……这一次次涉及历史文献的重要发现，都在丰富着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古籍保护的意义不止在于让一本饱经历史沧桑的书籍“重获新生”，更在于通过保护古籍，我们也在保护自身的文化属性。

　　面对当前古籍保护存在的问题，投入资金、人力只能说是权宜之计。如何从体制机制上，为古籍保护等冷门、绝学学科建立起可持续的人才队伍是值得思考的。以古籍保护为例，专业人才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高水平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一直是制约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的短板。部分高校有古籍保护专业，却缺少专业化的实践课程。而从事古籍保护的专业教师，又要面临学术考核的压力。古籍保护不同于古典文献学、历史学专业，它更讲究专业技能。但在目前的培养体系中，古籍保护专业往往与其他专业用的是一样的培养和考核模式。

　　此外，高校中的古籍保护专业被称为“冷门中的冷门”。一旦选择，往往就意味着需要放弃很多机会，在故纸堆里“甘坐冷板凳”。穿梭于历史的书架中，做着修复与保护文化的工作，这本不应该是一件需要“勇气”的决定。因此，如何从考核机制、待遇保障等方面为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的人员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把入行时的那份“勇气”换成工作或研究的“动力”，需要仔细考量。

　　同时，古籍如何走出“藏书阁”，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也是古籍保护的应有之义。保护再好的古籍，如果只能束之高阁，它顶多只能称之为“展品”。一部古籍，既需要研究者的“皓首穷经”，也需要让更多人去了解，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古籍修复与保护的工作同样可以“出圈”。2017年，我国首个古籍保护五年规划发布。其中提到，“组织开展古籍宣传推广活动”“加强古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这些举措都在充分发挥古籍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属性，让古籍“走出”深闺，走进大众视野，从而为古籍保护工作提供内在的持续动力。因此，保护古籍固然重要，古籍价值的多元化利用也很重要。

　　虽然名曰古籍保护，但这项工作并不只是保护古籍这么简单。如今，古籍保护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与背后的人才队伍欠缺、体制机制不完善、普及利用程度低等有着一定的联系。古籍本身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但如何能让这一份份珍贵的资源真正发挥出充实中华文明的广度和跨度的作用，才是古籍保护的应有之义。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