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在哪里

　　“口”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明朝。明朝建立后，北元残余势力不时骚扰北方边塞，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明成祖朱棣“天子守国门”，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共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和固原九镇，合称九边重镇（虽有不同说法，但其作战一线大致不错）。

　　后来，明朝廷在九边重镇遍设卫所，以便加强管理，各个卫所驻地便被称为“堡”。明朝中后期，为了休养生息，隆庆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隆庆和议”，开始在一部分“堡”附近进行互市，这些开放通商的关隘便被人们称作“口”。

　　而所谓的“西口”，根据《清史稿》“西有杀虎口，东有张家口”之载，狭义上指的便是杀虎口。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右玉县，地势险要，属于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

　　其实杀虎口原名“杀胡口”，因为此处位于内蒙古高原与晋北山地的边缘地区，是从内蒙古高原南下中原腹地，或者转入太行山的必经地段，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清王朝因为避讳将其更名为杀虎口。

　　后来，“走西口”的人群逐渐扩大，不仅有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甚至还有甘肃人和山东人等。所以对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人而言，进入蒙古地区的通道不止一条，被称作“西口”的也不止一个地点了。

　　后来广义上的“西口”便泛指河北张家口以西通往内蒙古的各个关隘和通道，包括陕西神木口、陕西府谷口和山西的河曲渡口等。

　　为什么要“走西口”

　　地处黄河流域的山西、陕西，是农耕文明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晋北和陕北地贫人多，再加上天灾频发，失地农民只得另寻出路。

　　明隆庆五年（1571），明朝和蒙古部落达成“隆庆和议”后，就有一些穷苦边民越过长城，到“口外”谋生。

　　清康熙36年（1697）开始允许荒地边民通货贸易，大量移民来到草原。与此同时，清王朝先后出兵去平定西北叛乱，但是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了困难。这对山西商人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商机。他们不仅和平定叛乱的清军做随军贸易，还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不断扩张自己在蒙古的影响力。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康雍乾时期，历史上第一波大规模“走西口”正式拉开序幕。这其中就有晋商传奇人物乔致庸的先祖乔贵发。

　　乔贵发是乾隆年间人，凭借出色的经商头脑和诚信的品德，十年之间，从当铺小伙计到一手创立“复盛公”商号。多年苦心经营下，“复盛公”逐渐成为包头首屈一指的大商号。伴随着祁县乔家等老包头十大晋商的崛起，包头城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大城市。于是有民谣唱道：“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走西口”的晋商规模越做越大，北至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最远甚至到达了俄罗斯莫斯科。谁也想不到，在清中期，晋商的真正发祥地其实在内蒙古。

　　“走西口”的另外一波大潮，发生在清光绪年间。

　　光绪元年（1875）至四年（1878），出现了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百年难遇的大旱灾，这场旱灾持续3年，涉及整个华北。晚清内忧外患，各处钱粮缺口巨大，官员还要向生计艰难的农民征收沉重的赋税，遑论赈灾。重压之下，晋北人不得不远离家乡，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留下了什么

　　到了民国时期，政府渐渐失去了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权。前有沙俄煽动民族叛乱，妄图吞并蒙古地区；后有日本渗透，建立傀儡政权。再加上民国晋商的急速衰落和贸易的停顿，这时的“走西口”便以一种无序的状态存在着。

　　而那些走出“西口”的移民们，面对着动荡不安的时局和同样灾患不断的“口外”，生活也没有了着落，便大多走上匪盗之路。从此之后，“走西口”的规模越走越小，持续了300多年的“走西口”就此走向衰落。

　　虽然“走西口”衰落了下去，但这300多年的历史，却大大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

　　山西人作为“走西口”的主力军，将晋文化不遗余力地带到了内蒙古地区。至今，我们还能在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看到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街道，如宁化街、宁武街等；同样，我们也能在内蒙古见到具有浓郁山西特色的晋剧和二人台。

　　我们生逢盛世，对于“走西口”的记忆早已模糊，但是“走西口”的文化内涵却会永远传承下去，那就是中国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它将成为激励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