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需要关切和回应时代的诸多诉求，但批评家需要通过学术的、个人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判断。

　　我们现在经常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境遇，这境遇也是今天的文学批评需要从大处着眼观察和思考的。这意味着，介于文本、文学事件和世界之间的文学批评无论是作为价值判断、审美反映还是知识生产，都需要洞察“变局”对文学的影响。旧传统、新传统、外来文化重叠于新时代，我们身处其中，如何整合，如何构建世界观和方法论，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在连接文本、事件与世界时，文学批评首先需要认识和评判世界，洞察历史的异动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我这里说的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在与世界广泛联系中构建起来的。

　　如果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视为一个文学事件，那么这个事件是促成文学创作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批评需要深入观察“变局”对价值体系、思想方法、生存方式及文学生产带来的深刻变化，并引导文学创作应对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

　　当文学批评在阐释文本与世界的关系、分析文学事件时，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文学性”。我们都熟悉那句话：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定义“文学性”的思路有很大差异，但文学批评家在研究文本、事件时无不认为自己是从“文学性”出发的。我的感受是：“共识”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多，当下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共识”的缺场。在失去了对社会共识的直接征引之后，批评仿佛也失去了一个可资参照的稳固的话语框架，因此陷入了不可厘清的混乱的“相对主义”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评价体系的失效。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审美评断本身只指向阅读者自己，而不再涉及共有的“客观尺度”。

　　“总体性”的丧失也反映在对文本的分析中。当下批评的另一特点就在于对文本“局部”细节孜孜不倦，甚至不乏过度解读的“推敲”。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就像在玩一个大型的“猜谜”游戏，批评家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解释”作家在文本中似乎苦心经营的“琐屑”细节。如何在批评文章中“概述”一部小说的情节，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充斥了太多“没有意味”的情节复述，这些毫无形式感的概述充其量也只是做到了“理顺”作家的思路。但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在将小说内容复述的同时，其实早已经将自己的洞见和审美判断熔铸到对情节的二次处理之中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今日批评的“总体性”的淡漠和批评家对话能力的减弱，我们似乎很难拥有“整体”地把握一个作品的“建构技术”了。只聚焦于细枝末节的象征索解、隐喻阐释，往往会将我们对于文本的整体感知稀释，一个文本最具症结的地方将随之脱逸出我们的批评视野。

　　如果我们从问题出发，从已经出现的新的可能性出发，就会看到逐渐形成的变革力量。文学批评需要激活这种变革、创新的因素，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代作家在表达思想和探索形式方面过于犹疑和谨慎。我特别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世界观和方法论，小说不可能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小说叙述和结构能力的强弱亦与此有关。福克纳说过，成为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和想象。那么，我们的强项是什么？如果思想贫弱，经验如何升华？观察如何透彻？想象又如何展开？作家的“思想状况”是创作的灵魂，不仅是小说，还有诗歌、散文，在写作的终点，作家与文本是融合在一起的。

　　文学界许多人都在关注和讨论如何重建“文学性”。尽管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文学状况的判断存在差异，但显然都意识到了文学的困境与危机。这种困境与危机并不只是社会现实急剧变化所致，也是我们在面对这种变化时逐渐失去了从容应对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熟悉的“文学性”处于晃动之中。文学无法置身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之外，“外部”的冲击、“内部”的矛盾运动都始终让“文学性”处于“恒定”与“嬗变”之间，文学批评应当毫不犹豫地参与这一重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