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是能先得我心。”

　　“近年来，已很少有人和我谈文章得失，故每有疑难，总是写信给你，看看你的想法；而你每次所谈，都能深得我心，这是很使我高兴并感激的。”

　　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耕堂闻见集》，收录1986年至1995年孙犁写给本书著者卫建民的书信62封。上面所引录的，便是孙犁晚年的通信。这批珍贵的芸斋书简，给热爱孙犁的读者带来一份惊喜，也为孙犁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国家机关供职的卫建民，业余时间，饱览京津沪穗港几家著名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不久他便在文学的黄金时代辨识出孙犁和巴金的声音，认为两位老人的新作品体现了作家的良心。由于文学趣味和审美取向更贴近孙犁，26岁的卫建民自觉地选择孙犁，成为孙犁坚定的追随者。198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是‘孙迷’了。”

　　5年后，卫建民去天津出差，《散文》编辑部一位熟识的老师领他到多伦道拜访了孙犁。

　　交谈中，他对孙犁说：“这几年，在您所有散文中，《鞋的故事》是情绪最好的一篇。”

　　“对！你的感觉很好。”孙犁说。

　　卫建民又谈到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里主人公的内心苦斗，以求教的口吻说出自己的看法。

　　孙犁又说：“是的，你的感觉不错。”

　　于是，孙犁鼓励卫建民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同时强调，“我不是要你吹捧我”。

　　那些年，孙犁对有些写他的文章不满意，说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他告诉卫建民，“比较好”的只有两篇：一篇是诗人吕剑写的，另一篇是铁凝写的。

　　卫建民遵嘱写了《去见孙犁》，登在《散文世界》。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从这年（1986年）开始，这位享有盛誉的文学老人与新结识的文学青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通信。直到老人病重，彻底停止文学创作，无力再与外部联系，才终止。

　　这一批芸斋书简，记录了孙犁晚年的部分生命轨迹、读书写作实况、指导卫建民的散文写作等。卫建民早期的《又见孙犁》，孙犁“读了两遍，觉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思想”“不止有对象，也有自己”。从卫建民这篇文章，孙犁联想到二三十年代写散文很认真、也很吝啬的李又然的得失，便写信提醒卫建民：“你写东西，还可以再放开一些，随便一些，这样就可以多产一些了。”李又然曾留学法国，抗战中赴延安，是一位有特色的散文家，可惜留下的作品很少。熟悉孙犁作品的读者大都知道，在这62封信之外，孙犁1986年公开发表了一封致安徽作家张秋实和卫建民的长信，标题是《散文的虚与实》。之前孙犁希望卫建民多写，“最好一个月能写三五篇散文”；后来他认真想了想，又觉得这个要求高了些，实际很难做到。在孙犁看来，小说、诗、报告文学都可以多产，“唯独散文这一体，不能多产”。这是由“这一文体的性质决定的”。孙犁认为，散文在内容上“要实”，在文字上“要简”，“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十卷本《孙犁文集》把这封长信编入“文艺理论卷”，此文对有志于写中国式散文的作者是一剂良药。大概因为是理论文章，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书信，卫建民这回编《耕堂闻见集》未予收录，着实有些可惜。好在“耕堂劫后十种”之七《陋巷集》和《耕堂序跋》里都有，读者不难找到。

　　在书信往来中，卫建民和孙犁常切磋文章。“我写的东西”，孙犁在1990年5月1日信里说，“经你一指点，我再看看，每每就确实觉得有那么一种变化。但在你指出以前，我是一点感觉也没有的”。卫建民致孙犁的信，都不留副本，绝大部分散佚了。耕堂身后，家人整理遗物时找出几封，寄还卫建民。其中有一封，孙犁让谈谈他作品的缺点，卫建民复信，直言自己的看法。这几封信没有编入本书，只在孔夫子网站卫建民注册的“槐荫书话”里，能见到一鳞半爪。

　　孙犁阅人无数。一位著名刊物的主编曾向卫建民转述孙犁的话：“建民是个诚挚的人。”这本《耕堂闻见集》，除了62封信，还有《日记里的孙犁》。日记摘录的内容都与孙犁有关，始于1981年感觉自己成了“孙迷”，止于2002年孙犁病逝，长达20年。卫建民的诚挚，对孙犁的热爱，日记中随处可见。他“长时间读不到老人家的作品，心里就不安”，甚至静夜独语“我害怕孙犁死”。

　　孙犁的生日在初夏时节，每年这时候，只要情况允许，卫建民都会专程赴天津祝寿。1988年5月11日值孙犁75岁诞辰，头天晚上，卫建民乘末班车抵津，宿在耕堂门外的“福仙池”。这是一家澡堂子，一晚上两块五。次日大早，孙犁一见他就高兴地说：“你不是说五一来吗？”

　　有一年卫建民到唐山出差，中途下车，看望孙犁。

　　从日记摘录中可以看出，卫建民追踪阅读、深入研究孙犁的轨迹。也能看到，在孙犁高尚的人品和魅力无穷的作品感召下，卫建民越烧越旺的文学理想，他的勤奋、执着、专注、纯净，以及独立思考的才能和品格。

　　《日记中的孙犁》是一个文学青年追随孙犁、业余成长为学者作家的实录，与62封书信放在一起，给孙犁研究者提供了珍贵资料。日记摘录的末尾，有一段附注的文字真挚感人：“我从青年时代就读老人的书，有幸认识老人，相互通信，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事件。我的成长，有孙犁作品的滋养和孙犁高贵的人格精神的浇灌。”的确，孙犁之于卫建民，“产生着塑造性的意义”。

　　本书收入研究孙犁本人及其作品的散文随笔15篇。私意《孙犁的继承和坚守》需展开论述才显完整，其余各篇，篇篇都是精金美玉，醇正高尚，唯美大气，独具见识。下面几个观点可见一斑：（一）“说孙犁继承了鲁迅以后的文学传统，是我多年研究的第一个结论。”“像鲁迅一样，孙犁身上凝聚了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在当代文学史上，晚年孙犁的十本小书，维系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命脉；因为孙犁，由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才一脉相承，并在世纪末永续发展。”（二）“一位早就退回内心的老人，自身就是富有的矿藏，每一块都是发光的结晶体。”（三）“孙犁的晚年变法，莫非就是大脑的重塑？可能，可能。”后面这个观点，是作者从中科院院士朱清时“禅定可以重塑大脑”的体验中受到的启发。总之，这本书里的文章有一股灼人的力量，不仅感染读者，且能感发读者。

　　孙犁生前，看到卫建民的一篇短文，首次提出以1990年的千字文《锁门》为标志，孙犁的创作进入第四期。便写信询问：“你把我的创作分为四期，不知前三期如何分法，望便中告知。”收到回复后，孙犁说：“你的四期分段法，我看很新颖，很有意思，是否可以费些时间，写成一篇论文，也算一家之言吧！”不久，孙犁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我的读书生活》，就是按卫建民提出的这个框架，分四期叙述的。

　　可能因为工作忙碌的缘故，加上卫建民自认为理论准备不足，孙犁寄望于他的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写出来。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卫建民编辑出版了孙犁散文精选《时常有风吹过我心头》（“经典慰藉心灵”系列丛书之一），还有这本《耕堂闻见集》（“我与孙犁”系列丛书之一）。7月上旬，他又应邀赴天津出席纪念孙犁逝世20周年暨“我与孙犁”丛书首发式。在接受《天津日报》记者采访时，卫建民说：“孙犁是鲁迅的传人。”通过记者，他建议年轻读者读孙犁的散文，并形象地说孙犁的散文“是玉米面粥，是萝卜白菜，滋味清淡有营养”。书中15篇文章，是他过去35年间积累的研究成果，纵览还算可观。但从“研究”的角度，从作者40年研读孙犁的积淀来看，显然不够厚重，不能让人过瘾。需要一番整合、拓展、提炼、升华的功夫，用一部专著的规模来呈现。

　　事实上，这些年卫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孙犁的嘱托。他在本书序言中郑重地说：“我要尽快写出自己理解的孙犁，完成老人家在世时的嘱托，让读者看到一个奇异的精神文化现象，为我敬爱的前辈立传。”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