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叙事的真实性，包含了情真、事真、理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求真行动”。在践行这种求真行动的过程中，非虚构写作始终致力于在作家、当事人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同盟，从而让创作主体的求真行动形成特殊的默契关系。

　　“情真”既是文学表达的审美需要，也是作家寻找当事人和读者形成盟约的重要桥梁。所以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不是一般意义上个人化极强的偏执性情感，而是具有公共性、伦理性和道义性倾向的普遍情感，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性。与“情真”相比，“事真”更为重要。它是作家与当事人达成信任盟约的重要表征，并直接影响叙事在读者心中的信任程度。追求“情真”和“事真”，最终还是为了达到“理真”，即为了传达作家对所叙之人或事的真实思考，并使这些思考获得读者的自觉认同。因此，这种“理真”不是指作家个人思考的真实，而是指这类主观思考能否成为读者广泛认同的道理。所以在非虚构写作中，作家常常会选择公正、公平等道义立场，或人性、亲情等情感立场，寻求个人思考在接受层面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实现“理真”之目标。

　　然而，非虚构写作毕竟是文学创作，作家还需要运用表现方法，将这些情、事、理的真实性，很好地融汇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审美的存在。

　　面对无数事实的碎片，如果随意取舍或过度修饰，必将严重影响作品的真实效果。因此，在非虚构写作中，作家常常使用碎片化的方式，灵活地拼接各类不同性质、不同渠道的材料，确保文本获得某种“高保真”的审美效果。碎片化的最大优点，在于叙事的灵活和自由，使非虚构写作在叙事上获得了明确的开放性。如《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杨潇在重走的过程中，几乎融入了社会学、文献学、口述史、新闻报道等各种元素，同时又以时空并置的方式，将各种碎片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为芜杂但很灵活的文本，使我们从文本的自律性上几乎无法归类。因此，非虚构写作的开放性是多维度的，无论内涵还是形式，都充满了巨大的活力和无数的可能性，并在自由灵活的审美创造中，彰显了“行动文学”的求真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