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们总是感叹批评的衰弱或批评地位的下降，批评家似乎也从此成为附在作家身上的“虱子”。或者就是感叹批评的学院化、专业化、知识化乃至边缘化，云云。这些都不无道理。众所周知，文学批评曾经被赋予了太过崇高的使命或功能，一度凌驾于文学创作之前或之上。文学批评地位的下降，只是表明文学真正回归自身及其应有的位置。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有文学创作以来，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建立起关于文学的种种命题或话题的场域，即是说，批评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或者说引起话题，乃至于建构起一个话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批评家可以围绕文学展开讨论，也可以借文学而言他；可以追求一种“寻美的批评”，也可以从事社会历史批评。

　　也就是说，批评可以判断，但批评并不止于判断。对于批评家而言，他必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活动，提出某个问题、命题或话题，以引起讨论或争鸣，文学批评必须具备阐释性和生产性。批评如果只是自说自话，或者仅仅只是学院派式的知识再生产，这样的批评，其实是无效的。就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而言，建立起一种有效批评始终而且一直都是对批评家的最高要求。

　　对作家而言，则要通过文学批评实践所建立的秩序和空间，参与到文学场的建构中去，以使自己建立起某种历史时空意识和现实意识。他们写作的时候，可以向壁虚构，或者离群索居，一旦作品创作出来，则要求他们进入到一种文学秩序中去。文学批评的任务就在于努力使作家或作品进入到话语实践的场域中，让其增值，得以言说、阐发。某种程度上，一个不具备言说性的文学创作，是无效的文学创作，因为很多时候，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其具有不断受到言说的内在特性。

　　可见，文学批评的要义在于建立起言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作家与作品、批评家与批评家、批评家与作品、批评家与作家，构成一种竞争对抗的关系、对话协商的关系，乃至互为“影响的焦虑”关系。只有通过这种文学场域的内部运动或内在逻辑，才能真正形成一种有关文学本体上的、价值上的或者伦理上的有效的判断。可见，对作品的评判与其说是由批评家作出的，毋宁说是由作家、作品和批评家乃至读者所构成的文学场所提供的。如果说批评必须建立一种判断的话，其判断只能由这一文学批评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场所给出，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