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测量的闪电》（南方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是我的第二本诗集，距第一本诗集《阿基米德之点》出版不到3年时间，创作相对集中。现在能想起的，是在《阿基米德之点》出版后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确实欢喜甚至兴奋了一阵子，师友们祝贺、谈论、夸赞，新书分享会尤其是专门的研讨会召开前后，一批评论文章集中写了出来，报刊发表、公众号传播，大多是赞誉的温情、善意的抚摸，让我这个孤身奋战的写作者确实有些飘飘然。
但同时，这期间我一贯的理性的冷静在隐隐撬动着什么。我开始越来越看重评论文章末尾简短提到的不足和建议，耳边时常想起大家只言片语的意见。某些时刻，偶尔再次翻看自己的集子时，我也几度感到不满和羞愧。除了在诗集的书页上反复改动，我似乎再拿它没有别的办法。
我想，正是这种不满和羞愧，加速开启了《不可测量的闪电》的写作。逻辑很简单，它们不够好，那就用更好的把它们遮掩一下。
愿望是好的，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如果说“阿基米德之点”，是一名初写者在“自我”和“世界”之间企图建立某种联系的支点，它从小小“自我”出发，勇敢而孤独地面对庞杂“世界”，难免抽象、空泛、紧张而又绝对，那么《不可测量的闪电》正是要进入一种放松和开放，尤其对“自我”的突破和深化，和对“世界”的形象关照、现实指向。我似乎就是这样一类比较清醒的写作者，也会选择在一个方向上持续前进，获取自己真正想要的。
观念如此，但写什么成了一个难题。我们的生活如此单一，所谓的“世界”也是有限，一名写作者要想写出作品，首先必须抓取一个个“诗歌事件”，用心灵、用直觉，也用头脑，然后才能进入具体的文字操作。当然，在心灵和文字之间，是更为漫长而焦虑的行程，有时是沟壑，需要数年才能完成。那段时期，除了零星获得一些诗歌的“灵感”之外，总体收效甚微。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要实现所谓的突破“自我”的目标，最终还是要回到“自我”的真切中。这或者是人类道路的模式，总要不断回到起点，不断迂回。我鼓励自己说，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从本质上不是，在现实中也不是，要回到“自我”，相信“自我”，尤其是有了第一本诗集艰难的探索。而且，一名诗人一定要提供自己最真诚、最独特的，才宝贵、有价值，也最不容易被别人的写作淹没。同时，这也是诗人在严格意义上得到确立的必须。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认知，我一遍一遍告诉自己。
于是，我制定了一个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的写作计划。每晚只读书，尽量早睡觉，确保6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最晚5点半起床。用初醒的空白，开始抓取诗的题材和句子，这样持续了大概3个月。一批作品的初稿就出来了。在每晚的读书中，我开始集中，只读和自己思考的主题有关的，不蔓不枝，还有一些必要的诗歌作品。这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海德格尔关于“他人”的论述。“他人”在他的指引下，更正为与“自我”同在的部分。而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我更确切，并放弃了企图确定这种不确定的徒劳和无望，转而直面它们、享受它们。而“不可测量的闪电”就是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的，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激动和清晰，我当即决定用作下一本诗集的名字。
有了名字，似乎草稿的修改和将要继续写出来的作品就有了一个核心。因为此前，我清晰地感受到，真正阻止我的，不是某一首诗生成的难度，而是自我对诗歌下一阶段的整体理解，它必须是它们当中的一首，而且要尽量好。“不可测量的闪电”就是天空阴云中最为夺目的，我抓住了它，它也降临了我。
与此同时，申报《诗刊》的“青春诗会”为我提供了更为强大的现实动力。随后，我开始写一组直面“世界”的作品，这就是大家后来看到的《世界的情感》《世界的镜子》《世界的尺度》等。“世界”已经不在“我”中，而是“我”在世界中，并且“我”不是变得渺小，而是更阔大。虽然仍显观念化，但这种提升，似乎也影响了我其他作品的写作。
经过两年的努力，我幸运入选，并如愿以“不可测量的闪电”来命名这本诗集。在《诗刊》“第35届青春诗会专号”上，我按要求写了一篇创作谈，从诗歌关照的主体方面，谈到了当时自己从“自我”到“他人”的努力，也畅想了诗歌的世界应该更为广大，从个体，到群体，直到人类命运的整体的愿望。可以说，直到现在我仍走在这条大路上，虽然比较缓慢。
谢默斯·希尼把诗歌写作分为三个阶段。他说，诗歌写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写作本身就是目的，出于一种内在的不为人知的焦虑”；第二个阶段，“是带有一定社会关系和情感说服力，也可以说是超越了‘自我’的”；在最后也是最高的阶段，他把诗的绝对职责确定为“不妥协地追求诗歌洞见和诗歌知识”。虽然我短暂的诗歌写作还无法用“阶段”来划分，但欣喜地发现，我当时的努力确实暗合了这种阶段的前进和上升。其中，我也确实写过不少关于“诗歌”的诗歌，两本诗集中都有，它们一直和我同行。
我想，一首首诗歌的完成，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坚持，一名诗人和他的诗歌都会有向好的变化，而且我相信，我们的世界也是如此。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