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性或哲学意味，并不是对小说的普遍、硬性的要求。但富有哲理性的小说，一定是一种高层次的小说，反映出作家“超凡脱俗”的感悟能力。
小说的精神性，表现的是作家对人的、国民的、时代的精神性的把握；小说的哲理性，表现的则是作家对社会、人生、世界的形而上奥秘、规律的洞悉。后者更有理性特征。文艺理论家顾祖钊指出：“所谓‘哲学意味’，应当先从‘哲学’来理解，哲学是人对宇宙人生普遍规律的最高一级的思考与概括，它属于形而上的层次，是抽象的。‘意味’则是一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感知因素，它属于形而下的层次，是具象的。二者通过形象引发的联想在深层意蕴中的有机的结合，便是我们所说的哲学意味。” 他把文本的思想意蕴分成三个层次，依次为历史内容、哲学意味、审美情韵。由此可见哲学意味的重要。新时期文学以来的许多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韩少功、矫健等，都创作有优秀的哲理小说，且大抵为短篇小说，显示了他们的哲学修养和理性洞察力，但新世纪以来这样的作家已然不多。
罗素启迪人们：“像上帝那样去看。”人的观看、观察笼统划分有两种，一种是“以道观之”，即用超越个人、现实的观点观照一切；另一种是“以物观之”，即用个体的、事物的观点观察事物。“以道观之”即是“像上帝那样去看”。2022年，蒋一谈的科幻小说引人瞩目。科幻小说是一种类型文学，在故事情节与叙述方法上自成体系。蒋一谈把纯文学的思想艺术元素融入科幻小说，提升了其品位。他在这类作品中，努力用“上帝之眼”，去观察人与现实、世界，人与人、机器人等各种关系，发掘着生存的奥秘与真谛。《月球之眼》写地球人阿部在月球上搞科研种蔬菜，以及他与月球机器人图图之间的有趣故事。人在死寂的月球上生活、科研，罹患抑郁症，地球上的家庭也解体了；而人造的月球机器人有了自我意识，向往地球上的人间，但当“他”到达地球看到美丽的月亮时，又绝然地跳海了。小说颇有钱锺书《围城》的寓意，揭示了人类荒诞而尴尬的生存处境，机器人同样难以逃脱。《2049》写的是并不遥远的未来世界，AI与人类互相合作又互相监控、互相依存又互相禁锢的可怕情景。《说文解字》写的是孤独老人与保安机器人的微妙关系，人的孤寂、无助，机器人的学习、人化。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人机、人际关系，未来的发展喜忧参半，蒋一谈打开了一个新的题材和主题领域，充满了想象、智慧、哲理。
周大新的《云兮云兮》写的也是人与机器人的关系，讲述了“我”带着美女机器人云兮回到老家农村，发生的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是一篇喜剧小说，表现了农村青年找对象难的社会问题。荆歌的《草原星》，描写城市年轻人，呆坐在楼房阳台上看星星、等飞碟，开赴草原晚上看星星、望银河。不管是那位祖先是天文学家的王晓明，还是父亲失踪多年的柳琳琳，他们生活在油盐柴米、悲欢离合的现实中，但并没有放弃展望未来、仰望星空的精神信念。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已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生存和精神追求。
2022年的短篇小说，有些作品深入到现实的社会、人生中，从中感悟、提炼那种哲理性问题，它虽不是一些恒久、重大的问题，但仍然是超越性的，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张惠雯的《黑鸟》讲述了一位中国女子与美国男子的爱情婚姻故事，其中蕴含着中西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与分裂。冲突的触发点就在情感与金钱的不能调和上。女子重感情、重家庭，男子重理性、重契约，在买房、装修、购物、请客上，特别是房产证的署名上，女子理解、忍让，但最终难以调和而分道扬镳。文化是一种精神的、传统的东西，物质对它有着制约、支配的作用，但很多情况下，它又控制、主宰着人的物质、现实生活。在这个层面上，它又是哲理性的。王手的《健美者说》叙述了“我”30多年练健美的故事，从追求力量、实用，到为了好看、健身，到体验快乐、修身修心，是一个不断从肉体向精神、向生命的升华过程。情节饶有趣味，主题新颖独特。如果作家能弱化情节描写，突出对人的精神、生命的表现，小说会更精彩、深邃。
爱情、婚姻是一个常写常新、内涵无限的题材领域。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已经从着重描写人的感情、欲望，转向了人的理性、精神方面，也就是说具有了某种哲理内涵。横行胭脂的《离婚吧，霍先生》，表现了文化、学术对知识分子情商、精神的“异化”。霍无限与魏璎珞都是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献身学术。但霍成为书呆子，凡事只从理性角度思考，因与魏哲学观点不同就闹着离婚，沉浸学术研究淡忘了夫妻感情。而魏期望得到丈夫的爱，百般努力，忍着病痛，结果丈夫又与自己的研究生同居。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表面光鲜、岸然，但却呆板、冷漠，连起码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也难以应对了。文化、学术成为知识分子的“异化”力量。夏鲁平的《遥远的筒子楼》，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呈现了知识分子住筒子楼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科学研究上的执着追求。罗志贤、“我”父亲，这些保密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住在狭窄、混乱的筒子楼里，显出他们世俗、卑微、窘迫的一面；但他们却肩负着神秘、尖端的科研任务，为国家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们困难时期生活中的苟安、犯错，成为他们心中的暗伤，影响着他们的人生直至晚年。形而下的世俗生活与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构成了他们生命的两极现象。纷繁的社会、人生中，充满了或隐或显的哲理，作家洞察、把握住了这些哲理，就可以使自己的创作进入一种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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