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书写农村现代变迁和观念变革，书写处于其间的农民的精神底色，是新时代乡土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在新时代新理念的引领下，作家以过去或当下的某一固定时间段的记忆为叙述支点，或书写旧时乡土的美好时光，或书写新时代乡土的新主题和农民的新处境，这类创作即“新乡土写作”。以观照当下农村现实和理念表达的不同方式为划分标准，新乡土写作在写作风格和美学追求上主要呈现出三种形态，反映出乡土作家观察时代的不同姿态。多文体形式的加入，也使得旧有的乡土写作形式、边界和观念发生着位移。

　　其一，乡土的诗意歌咏类书写。创作者以侨居者身份追忆故乡的生活点滴，倾心于书写故乡的旧时印象和今日新变，诠释乡村人渐趋变化的世俗伦理，歌咏现代乡村的风物与民俗文化。这类书写十分注重表达的文学性。如付秀莹的“芳村长篇小说三部曲”（《陌上》《他乡》《野望》），作者以远离者的视角回望乡土的常与变，探寻故乡人的婉转心曲。情绪情感表达上的恬淡与从容，是这类新乡土写作的重要特色。付秀莹乡土写作的散文化、诗化倾向，使其创作具有“诗化现实主义”的特质，是以精致写庸常的典范。

　　其二，乡土纪实即非虚构类书写。这类书写建立在走访现场、深度交谈和理性辨析的基础上，生成关于乡土的个性化“问题”。这类书写对乡土日常生活经验的描摹和乡亲的心理刻画是新鲜的。此时，作者充当底层代言人的角色。如梁鸿的非虚构创作“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作家以归乡的“外来者”身份实录故乡社会关系与规则的新变，关注于时代进步语境下城乡对立甚至紧张关系、家乡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境况，痛心于乡土的破败与人心的异变。这类写作，强调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认识当下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方法价值。通过访谈对话，获得了转型时代农村现状、农民精神处境的一种真实声音、一份精神证词。

　　其三，乡土问题的即时性诠释和出路想象类书写。这类书写往往对农村未来发展作积极乐观的想象，努力表现出在时代变迁语境下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复杂面貌。由于其对农村的叙述是即时性的，因而，这类创作对农村发展过程中诸多新问题皆有较为真实的展现。如关仁山的“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以及《金山银谷》和《白洋淀上》。关仁山的新乡土写作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收获。关仁山往往以“先行者”的姿态对农村新面貌进行记录和歌咏，对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作理想化的期许，这也使得其书写本身有着未来探索的性质。新时代新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在关仁山的小说中都有所涉及，如土地流转、农业的集团化合作、生态农业和乡村文化重建等。关仁山的创作整体上揭示出关于农民命运的一个道理：农业塑造着农村新人的品格，然而，非农产业却是农村新人实现自我价值、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路径。《麦河》对农村未来的书写是积极的、理想主义的，农村改革之路前景光明。而《日头》则更多地呈现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局，叙述腔调是悲观的，对农村的发展有着深深担忧与焦虑。

　　三种形态的新乡土写作在展现乡村生活的新经验、乡村发展中的新变革上是相似的。如付秀莹在《陌上》中对皮革厂污染问题、猪瘟发生后的农副业合作社以及农民职工化等现象的书写，《野望》中对于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歌颂等，都与关仁山笔下所揭示的新现象、新问题相似。再如，梁鸿对转型时代乡村人心人性的书写、对乡村生活志与风物志的书写，与关仁山笔下所展现的状况相似。与第一种形态更注重文学性的写作相比，后两种形态在直接而鲜活地展现农村问题上具有相似性。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梁鸿与关仁山这两类书写在记录转型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上的自觉与创造。基于创作观念和价值立场的不同，对不同形态新乡土写作的评价存在着诸多差异。在呼吁和倡导“主题性创作”、避免书斋式空想、杜绝不及物创作的时代语境下，影响三种形态新乡土写作评价的首要因素在于如何定位问题导向的乡土故事讲述方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