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写了近千万字，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时不时回去看到熟悉与陌生，勾起回忆与惆怅，故乡从来没有远离，反而越来越近，梦与现实交错，一如办公室的几盆绿植，生机勃勃。

　　这样的书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国家工作的战略重点，小说创作需要应时而作，紧跟时代潮流，把握时代精神；二是我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三是叙事视角一直在变化，根在乡村，枝枝叉叉在延伸。

　　离开、回去，再离开、再回去，这个过程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在《衣锦还乡》《头条记者》和《记者锋芒》等小说中，我以记者为主要叙事视角，将记者的经历或见闻作为叙述对象，视界较开阔，涉及到城市与乡村两大叙事空间。而《在河之洲》（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则完全立足在乡村，以乡村社会历史演进的见证者为叙事视角，以家族为叙事主体，讲述家族各成员的成长与命运，因而叙事空间便集中到乡土社会，其目的是试图集中笔墨描绘出乡土社会将近百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关雎》这首诗抒写了“君子”和“淑女”之间的美好爱情，其中不仅包蕴着对传统美德的歌颂，表达对和谐乡土生活的向往，还描绘了大自然的诗意之美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小说以这首诗里的“在河之洲”为题，便是试图传达一种生态意识，即在新时代大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曾经因过度开发而废弃的荒山恢复为绿水青山，使那些被无度索取的土地回归到“河与洲”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

　　当然，除去人与自然，还有人与未来。

　　小说里的描述还原了曾经的真实，人们对大自然不知敬畏，而后遭受灾难，这才逐渐有了环保意识或生态意识。作品中“耕作”“读书”“经商”的发展脉络，展示了传统乡土文明遭遇现代商业文明冲击与挑战而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

　　从“晴耕雨读”的耕读传统到现代商业观的形成，是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复杂过程，其中有许多需要不断反思的地方。尤其到了今天，新科技不断涌现，导致人们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生活模式改变，但我们更应重视乡土社会中具有恒久价值的东西，它们或许是不变的，比如季节轮回、春种秋收、婚丧嫁娶、血缘亲情、文化伦理等。

　　《在河之洲》表面上讲述的是乡土社会中的家族故事，在这表层的“有形事实”下面，隐含着对乡村文化的深度思考，也即新时代或乡村振兴过程中乡土伦理秩序重构的可能性问题。这涉及到传统乡土社会如何现代化，或者说乡土社会中传统与现代如何融合的问题。《在河之洲》试图通过宋长河一家三代人物命运来探索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可能性问题。第一代宋长河代表着传统农业文明，第三代中的宋继洲代表着现代商业文明，而第二代中的宋承信则是乡土社会中文化的播撒者，他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知识的象征，宋家能有所发展，其实靠的是读书，读书是连接现代与传统的关键性文化链条。缺少了知识链条，第三代宋继洲的乡村企业也不能发展。

　　宋继洲实际上是对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典范，他既受到宋长河的影响，也受到宋承信现代知识教育的影响，他乡村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头脑聪明；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宋家那些外出上大学或参加工作的兄弟们，他们是宋继洲的谋士，是智囊团；还有一方面，他身上受到乡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宋继洲尽管调皮，但是他非常孝敬自己的长辈，谙熟乡土社会的传统伦理。尽管他年少轻狂，但他有着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他是乡土社会中的新形象，受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双重影响。而宋继洲在乡土社会中事业的成功，证明了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商业伦理（或工业伦理）是可以融合构建新的现代乡土理论的。

　　从时间跨度而言，《在河之洲》跨度将近一个世纪，其中以家族故事为主线，贯穿了中国农村社会各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节点，从而勾勒出中国乡土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构图，赋予了小说史诗性。说实话，《在河之洲》是否有史诗性这需要读者去评判,就小说写作而言，史诗性是我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目标。

　　《在河之洲》有意识地从纵横两个方面去形成较为宏大的叙事结构。就纵向而言，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改革开放等历史内容，有机地融合到小说的宏大结构之中，成为小说纵向的历时性线索。就横向而言，用革命、爱情、民俗、民情、乡土风物、家庭伦理、邻里关系、乡村教育、企业经营、商业发展、文物保护以及生态修复等内容的叙述，试图使小说显得更为鲜活真实、更富有时代气息。

　　小说结尾处写到，那断流的泉眼又涌出了泉水，而野鸽子的叫声传遍青山镇，这正是未来乡村振兴的象征性抒写，给人留下韵味悠长的想象与憧憬。这是一种象征意义，更多是在回应标题“在河之洲”：野鸽子对应雎鸠，泉水对应河之洲。当然，这样的对应从小说深层意蕴结构而言，仍在谈乡村的变与不变。